论需求,这一类简单的视觉产品,出现的时间远远早过文学、神学、科学方面的印刷文本,并不叫人意外,毕竟后者仅有一小撮神职人员与学界人士感兴趣。文字印刷固然较难,但就算文本的复印跟木刻版画一样简便,先有印制图、才有印制书,仍旧是自然且合理的顺序。只是,单就事实论,木刻的翻印技术,对于后来的印刷术并无任何启发;印刷术系脱胎自截然不同的技术。

一般说来,这些作家不可能对自己的作品保有任何著作权,除非他们不容别人掠美,不让自己以外的任何人获悉创作内容。倘若他们选择藏私,反而无缘得享每位艺术家无不追求的成就感:公开自己的作品,让越多人欣赏越好。这两个相互冲突的需求,依创作者个人的物质需要而取舍,方能两全。最佳3的解决之道,则是参酌古罗马作家的做法,找一位赞助人;创作者将作品献给他,并视需要于诗中奉承这位金主及其家族。找不到赞助人的话,他也可以把诗作跟歌谣,逐字教给其他的吟游诗人赚取酬金,或把诗本、歌本卖给他们。

它对研究的重大贡献,在于将某人研究的成果,直接传递给另一位研究者,并以省时、方便,既不费力也不昂贵的方式,将所有领域中最卓绝的创造精神,恒久地熔于炉;如此贡献,经过19世纪米什莱的妙笔叙述,愈发令人印象深刻。透过知识的汇聚,书籍仿佛为前述理念带来新生,为其注入无可匹敌的力量与活力。这些新理念不仅获致一以贯之的新轴心,并基于同样理由,得到改革与倡导的强大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