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爱他,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他时,你仍把你的爱给他。最后一块巧克力被抢走时,他母亲怀里抱着孩子。这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并不能因此而多出一块巧克力来,并不能让她或她的孩子免于一死;但是她仍抱着她,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沉船上那个逃难的女人也用胳膊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像一张纸一样单薄,抵御不了枪弹。可怕的是党所做的事却是使你相信,仅仅凭冲动或感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同时却让你在现实世界上变得软弱无力。你一旦落在党的手里,不论你有感觉还是没有感觉,不论你做一件事还是不做一件事,都无关紧要。不论怎么样,你还是要消失的,不论是你或你的行动,都不会再有人提到。历史的潮流里已没有你的踪影,但是在两代之前的人们看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并不想篡改历史。他们遵从的,是个人之间的忠诚,从来不会对之怀疑。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将死的人说一句话,都具有自身价值。他突然想到,群众仍旧是这样。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再轻视群众,或者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种有朝一日会觉醒并且会振兴全世界的蛰伏的力量。群众仍有人性。他们没有麻木不仁。他们仍保有原始的感情,而他自己却是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努力才能重新学会这种感情。他这么想时却毫不相干地记起了几星期前他看到人行道上的一只断手,他把它踢在马路边,好像这是个白菜头一样。

必须捍卫显而易见、简单真实的东西,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必须坚持!客观世界是存在的,它的规律不变。石头硬,水湿,缺少支撑的物体掉向地球中心。他觉得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也觉得他是在阐明一个重要的原理,于是写道:
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这一点成立,其他也是如此。

到最后,党可以宣布,二加二等于五,你就不得不相信它。他们迟早会作此宣布,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所在的立场的逻辑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哲学不仅不
言而喻地否认经验的有效性,而且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常识成了一切异端中的异端。可怕的不是他们由于你有另外的想法而要杀死你,可怕的是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怎么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呢?怎么知道地心吸力发生作用呢?怎么知道过去是不可改变的呢?如果过去和客观世界只存在于意识中,而意识又是可以控制的——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