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要脱离“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具备的经济增长条件十分不同：脱离“下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平均年限为28年，且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不能低于47%，而脱离“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平均年限为14年，且平均每年的增长速率不能低于35%。

我们认为亚行的相关研究虽有一定启发意义，但由于数据源等问题而导致与经济发展现状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参考价值。

即使段延长至2013年看，成功者为12个经济体，其分布为：亚洲地区6个，欧洲地区4个，非洲地区1个，北美洲1个，

除日本以外，这些经济体的面积都很小或非常小，人口数量均属于全球范围内人口少或极少国家（地区）行列。对于中国这样典型的“巨国经济”而言，我们很难直接从大多数成功者身上发现可供自己借鉴而探寻可模仿发展路径的对应性。

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NI变动趋势可谓大起大落（见图1-2），原本一直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世界范围内最不发达经济体之一，由于1996年在领海内发现大量石油资源而激发经济快速增长，迅速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并于1997年突破低收入上限、2005年突破中等收入下限、2007年正式跻身高收入行列，其成功路径可以说完全不能为中国复制。

近五十年来仅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研究团队基于相关实证数据，分别以1960年和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观察了横切面上全球各个经济体的数据表现，形成如图1－1所示的结果：分别以1960年、2008年GNI数据为横轴、纵轴的量值，以1960年低收入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这两条分界线作纵向切割，以2008年同样这两条分界线作横向切割，直角坐标系上共可分为九个区域。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2008年已处于高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仅有13个，分别为：以色列、日本、爱尔兰、西班牙、中国香港、新加坡、葡萄牙、中国台湾、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韩国、希腊和波多黎各，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在这一长期过程中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

拉美陷阱所指就是“拉美化”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福利陷阱可视为对因不适当的“福利赶超”而导致“拉美化”问题的一种延伸思考，塔西佗陷阱实际上所指是政府公信力出现危机的一种现象，金融陷阱、捧杀陷阱则反映了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不得不面对的与先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的反思。关于这些表述的讨论，可以丰富我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与综合判断。

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影响下，学界又出现了许多对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考察中产生的“陷阱”，常见的说法包括：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塔西佗陷阱、捧杀陷阱等。实际上，这些也使我们对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判断和认识视角趋于多样化，并使相关讨论开阔而复杂。

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描述性地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在这种特殊的停滞徘徊期内，经济增长往往呈现低速、停滞甚至急转直下、雪上加霜并难以企稳向好的特征，被形象地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今世界上处于中等收入经济赶超阶段的经济体有三种可能的发展路径：第一，平稳衔接步入发达阶段，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成功处理转轨路径和各项关系，沿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路径平稳步入下一个经济增长阶段，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步入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历程大体如此；第二，技术发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一度没有处理好路径选择和关系协调而出现危机因素，但其在技术方面大举自主研发取得成果，从而拉动整个产业链发展，推动整个经济体GDP增长，进而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例如，以色列的增长历程；第三，动荡混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也可能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转轨路径选择和生产关系协调，从而出现了可能由早期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阿西莫格鲁等，2001）、语言民族多样化制约（阿莱西纳等，2004）、政治动荡（罗德里格斯等，2001）、发展战略选择失误（林毅夫等，1994）及不当的中等收入阶段福利赶超等因素，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扭曲，从而落入某种“陷阱”状态，例如，拉美一批经济体的发展轨迹。

201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数据显示，非洲国家布隆迪的人均GNI仅为260美元，是全球有统计数据显示的经济体中人均GNI的最低值，而北欧国家挪威作为同一年度全球范围内人均GNI最高值的拥有者，其人均GNI高达102700美元。与此同时，巴西的人均GNI为11690美元，大致处于全球经济体的中间水平，但其基尼系数却是全球范围内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早就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2013年已高达0.498。

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最大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悠久历史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形成对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实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发展中难逃民粹主义思潮等的惯性轨迹——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从城镇化水平线索下的研究也能够得到印证。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

在已有的发展经济学相关研究当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公认的落入陷阱者的代表，其国内盛行的民粹主义情愫和福利赶超路径选择，实际上是导致其落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与拉美地区有种种的不同，但考虑到在中国经济社会溃变中某些基本社会压力与矛盾积累的特征、轨迹和发展背景与拉美地区的相似性，特别值得警示我们应对拉美教训加以研究和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