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炬游行、挥舞旗帜和种种友爱仪式,并没有带来相互理解。而且即便促进了相互理解,也对和平没什么助益。战争不是因为我们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缺少了解。战争的原因是政治的,要么是想在国内维持专制,要么是想对外掠夺土地和资源。梦想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一个由良好意愿和宗教情感主宰的世界,这样的人在他们意在忽视的政治势力面前是脆弱的。这就是皮埃尔·德·顾拜旦和他的国际奥委会将要面对的命运。

在所有流亡者中,朱泽佩·马志尼对英国的态度最矛盾。矛盾是因为他试图调和不可调和之物:崇英情结和革命热情,对英国式宽容、节制的崇敬和想要将全人类团结在人类进步的神圣事业中的狂热的、近似于天主教徒的渴望。

关于伟大法国的普世观从未消亡过。乘汽车到达戴高乐将军故居科龙贝双教堂村( colombey - les - deux - eglises)看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个巨大的洛林十字,高高耸立在这个谦逊的小尚彭诺瓦( Champenois)村庄的屋顶上空,像是某个获捐丰富的新宗教的象征物。在这个灰白色花岗岩十字架的底座上写着如下字样:“两千年来,在法国的伟大和世界的自由之间有一个契约。”在它的前面,一车一车的法国朝圣者在排队等待留影。由国民托管组织悉心看护的丘吉尔在查特维尔( Chartwell)的故居,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其花园的美丽。

马克思自己的背景是资产阶级和犹太人。他的祖上是拉比，但他的父亲把自己的名字从赫舍尔（Herschel）改成海因里希（Heinrich），读伏尔泰和莱辛的书长大，改宗基教，以逃避反犹法，在特里尔（Tier）当律师，过着世俗生活。他的政治观属于受教育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爱国和拥护君主制。海因里希·马克思试图通过不动声色的同化来逃离其先祖的世界。他的儿子卡尔·马克思则试图通过向那个世界宣战来逃离。他对资产阶级和对犹太人的仇恨不相上下。他给犹太人罗列的罪名是贪婪、物质主义、自私自利、价值观稀缺、寄生成性。仇英者给英国、反美者给美国找出的罪名差不多也是这些。犹太教和经济自由主义，或法国人现在还喜欢说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价值夏，常常被混淆。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是这些“价值观”的敌人。

托克维尔为英国贵族权力的罕见韧性找到了一种解释。不像法国贵族,英国贵族不是一个社会等级制度。它吸纳新财富和赚取新财富的人。使贵族有别于普通人的边界是很容易被渗透的。托克维尔推测这大概和英国人不喜欢抽象概念有关:英国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点吸湿的,包括阶级边界。绅士可以靠后天养成,但 gentilhomme(贵族)得是天生的。托克维尔写道:“因为每个人都有希望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英国这样一个商业社会,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情况:在别的国家会使其贵族招致反感的特权,却正是英国贵族最吸引英国人民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希望置身于特权阶层,所以特权使得贵族们不是更招人恨,是更令人尊重。”就像摆放有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和亨利八世雕像的伦敦交易所一样,新近购置的庄园在商业社会里充当着传统背景,是工业化景观中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是巨富们宝贵的宠爱。对金钱的普遍膜拜意味着地位身份和政治权力都是流动的商品。在理论上,时常也在实践中,它们对所有支付得起的人大门洞开。

托克维尔也注意到英国人赚钱的热忱。但他已经到过美国,曾引发如此感叹:“我尚不知还有什么比商业态度更与革命态度背道而驰的了。”

另外还有一股反英潮流来自左派,也更复杂。主要观点是英国并不自由,自然也不够平等。比如记者西蒙一尼古拉-亨利·兰盖( Simon- Nicolas- Henri linguet),曾在1775年抨击英国政治家们剥夺百姓钱财给王室,还牺牲国家的利益和自由获取私利。五年后,在因为批评一位法国公爵而入巴士底狱两年后,他的观点有所缓和。“巴士底狱,”他说,“是一架绝好的望远镜,通过它才知道欣赏英国和它的法律。”

就像哲学家表现出同样兴趣的中国一样,英国提供了一种早已生根的思想模式。不必为此就去造访英国,更不必去中国。真正的英国迷—就像几百年后崇拜毛泽东思想的中国迷一样—如果见到真实反而很有可能感到失望。最好就是牢牢信靠一种幻想,一种象征,一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