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哈尔从来都没有想要在法律上嫁给格林菲尔德,她也从来没有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佐治亚州的公民不可能傻到把沙哈尔的私人宗教仪式等同于同性伴侣有权进行民政登记鲍沃斯说,沙哈尔的婚礼会使她执行鸡奸法的意愿降低,这表面上似乎更有道理。但问题是,他的反对理由太过宽泛,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他单单解雇了沙哈尔。佐治亚州的鸡奸法(如今已经无效了)惩罚的是“任何涉及一个人的性器官和另一个人的口或肛门的性行为。”既然这部法律既惩罚同性性行为,也惩罚异性性行为,那么在检察院工作的任何一个有过口交经历的异性恋员工恐怕也会跟沙哈尔一样,阻碍鸡奸法的施行。法院不仅高估了鲍沃斯的利益,也低估了沙哈尔的利益。它声称只保护沙哈尔的身份,不保护其行为。法院提出的问题似乎是,沙哈尔是否可以只当同性恋而不结婚。当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些致力于同性恋平权的人不能只问,某种行为是否是“成为同性恋”所必需的。很多东西同性恋者就算没有也能过活,包括平等。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同样的行为是不是由异性恋者做出来就可以接受,同性恋者就不行。在沙哈尔案中,这种双重标准是明显存在的。当她告诉科尔曼自己即将结婚时,他恭喜

当沙哈尔接到聘书时,她正在筹备她跟格林菲尔德的犹太婚礼。当时,美国还没有一个州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但犹太复兴运动接受同性婚姻,只要是善意而为。复兴运动将此种婚姻不仅看成两个个体之间的忠诚,更将其视作两人对教会的兄弟姐妹以及所有犹太人的承诺。由于这些婚姻被当作是神圣的,它们也就不能被任意拆散,除非有犹太拉比的介入。

我有了身为同性恋的权利,也有说出自己是同性恋的权利,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的生命经验也告诉我,它们是微乎其微的。对我而言,只有当我克服了掩饰的要求时同性恋才能从一种状态变成一种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拥有我的情感,我的文化,我的政治,我的爱人。只有这样,同性恋的生命里才能有一丝快乐。

福柯，“人们可以宽容两个同性恋者在他们面前一同离去，但如果第二天他们微笑着，牵着手，温柔地拥抱着对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因为它抓住了一个违反直觉的真理。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常常被描述成不稳定的、孤立的、滥交的。这一形象意味着，如果同性恋者更加自重,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如果同性恋之间有爱,那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爱。福柯却说,如果我们相爱，人们——而我会说“有的人”——反倒不会更喜欢同性恋。如果同性恋者把恋情保持在地下,道德卫士则仍然可以把我们的情感当作废弃品。毕竟,“离开人群去寻找欢愉”说到底还是一种离开——人们不必知道这对同性恋去了哪儿,他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对情侣私下的接触想象成转瞬即逝,或者痛苦不堪。然而最令他们焦躁的是一对同性恋人向他们证明,这段感情很成功,而且两人都很快乐。

我轻轻地说。我试着让自己的每句话都轻描淡写,滑过那些无以名状的情绪的表面。然而这是个错误。我听起来太随便了。
“你的所作所为也会对我们有影响。”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很重,还带着些悲伤,“如果你这么高调,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很小了。”
我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许多年来,我都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张黄色的地图,上面的国家模糊不清。一块石榴色的污迹沿上细长的横向纤维朝这些国家蔓延。我看不到这污渍的来源只望它耗竭自己。但它无情地扩张,令人厌恶,直到扩散到整个地图。早在我出柜之前很长时间,我就开始做这个梦,那时可能跟我的性向并无关联。然而现在我越发觉得,它就是我的“同性恋之梦”。
听着母亲的话,我在想,哪个时刻让同性恋者觉得最艰难呢——是当我身处柜中?是当我夜不能寐,担心自己英年早逝?还是就在当下,我发现父母永远都只会把我的工作当成一个向全世界蔓延的污点？

事实上,当我回忆自己曾在哪里体验过文化掩饰的要象想到的正是从火岛返程的经历。在火车上不知坐了多久,我抬突然察觉到某个时刻已经到来了一异性恋文化重申了它的那些蜷缩在对方怀里的男人们在这一刻分开了,紧扣的食指瞬间掉,满是刺青的身体已经消失在外套中,一张张面孔紧绷起来。这时刻是如此细微而难以察觉,就像季节的更迭,或是一个人突然就没了爱情。
主流对同性恋文化是选择性接受的同性恋时尚,可以;同性恋相爱,不行。这说明,接纳是受异性恋文化消费者的欲望所驱使的,而不是基于同性恋者的尊严。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享用少数文化时的挑剔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只会选择对他们有意义的部分以及带给他们愉悦和存在感的部分。但这样一来,这些消费者跟边缘文化中的人的处境并无二致。真正的多元主义应该是乐于接受每个人自己所珍视的特质的,而不会问这个人是否是主流的宠儿。

多个维度上掩饰自己。我觉得至少有四个方面:外表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向世界展示她的身体;归属涉及她的文化认同;社会运动关系到她在何种程度上将她的身份政治化;而人际关系则有关她对同伴的选择包括爱人、朋友、同事这些就是同性恋者决定他们如何展现自己的因素

沃纳劝诫酷儿,要抵抗同性恋权利运动常化趋势:“当那些由各种规范所定义的人们开始用正常这一尺来衡量自己的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价值时,他们就是在进行一种
会意义上的自杀。”正因如此,沃纳相信酷儿们应该“坚持让主化向酷儿文化靠拢,而不是相反”。他的态度浓缩在一个口号中
“酷儿就在此,请君习惯之。”

“玛格丽特·撒切尔从芬奇利选区的议员一跃成为英国首相,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国家大剧院的声乐老师,因为她学会了把自己音频降低了46赫兹,变成介于男声和女声之间的音色。” Brenda Maddox, The Woman Who Cracked the BBC' s Glass Ceiling, 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 13, no. 2(2002): 69

作者描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待同性恋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同性恋的矫正,最典型的就是电击疗法,医生在男同想象同性欲望的时候进行电击,使他产生“心”反应,这就像“拿一把刀狠狠划过一幅油画”。第二个阶段是同性恋的冒充,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军队从1993年开始到2011年才废除的“不问不说政策”,同性恋军人只有在不公开性倾向的情况下才能在军中服役。第三个阶段就是同性恋的掩饰,那就是即使同性恋可以出柜了,也要淡化而不是招摇这样的身份。如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者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但是因为大张旗鼓地举办了同性婚礼而遭辞退,并且在提起的反歧视诉论中
败诉。法院的理由是,法律只保护身份,因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不保护张扬的行为。
作者在自己的身上部分地复制了,部分地克服了这个时代的三阶段。他经历了想成为异性恋的阶段,内心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自我”却躲躲藏藏冒充直人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出柜后,却抑制写同性恋议题的冲动,极力阻止放大这个污点。这让人想起女权主义的一个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personal is political),或者说个人的就是历史的,体现了时代和个人的解释学循环。很多个场景极具画面感,在向父母出柜的那一刻,作者感觉到了摄影机的转动:“我终于成了自己故事里的男主角”。同情情欲在青春期破茧而出的“求生”冲动遭遇了阵痛,“旁观的自我”想要杀死“同性恋的自我”,“死亡”的隐喻和意象长久地挥之不去,抑郁和同性恋倾向难分难解,如今,生命的临界点到了,向父母的告白像是完成了一场大的测试。

代译序:你以为的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郭晓飞
1998年,这本书的作者吉野贤治得到了耶鲁
大学的教职,那个时候他的同性恋身份在单位里已
不是秘密,他的一个同事问他愿意成为一个碰巧是
同性恋的宪法学者( homosexual professional),还是成为一个专门研究同性恋的职业同性恋者( professional homosexual ) .如果选择前者,他将会
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终身教职。很多年以后,已经
功成名就的吉野教授在论文和演讲中都讲到了这
故事,故事讲的次数多了就回溯式的建构成为
个事件,让人怀疑是否因为有了这个事件,才有
了这本书?又过了一些年,我在他的一个演讲视
频里邂近了这个故事,于是,才有了这篇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