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珠子在搭配了诸如珊瑚、松石、南红等物件后,整条珠子都会增色不少。不过在最早的时候,文玩珠子的各种佩饰却还有着其他作用,就像珠子中的佛头,代表的是福德和智慧圆满。佛教徒在捻搓珠子的时候,每到佛头的位置,就要转过来,重新开始,不能越过那颗继续,表示断除了所有烦恼,成佛了,要倒驾慈航,回来救度众生。
还有藏传佛教珠子中的计数器,也有其特殊意义,将计数器系在珠子之间来计数,每念完一长串就将计数器向下移动一颗珠子。当计数器从一端移动到另一端的时候,就等于念诵了一百零八遍长珠，二
者相乘就等于念诵了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四遍《圣号》或者《佛经》”

上林:我常说一句话—“不无故胡乱行动”(無茶……),也就是说,一切从茶出发考虑问题。曾经我的一位朋友从中国向我订购一吨抹茶,被我拒绝了。因为抹茶的保质期短,对储存环境有严格要求。这么大的量经历长途跋涉,品质也会受损,到了中国如果卖给顾客饮用会影响到上林家的声誉。因此目前即使在日本国内我们也别无分店,也不往超市商场供货。如果要品尝纯正的三星园抹茶必须来宇治。我认为经营是否成功，取决于店铺是否能够稳步地长期发展,这样才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总店仍然坚持用石磨而非机械化地生产抹茶,这样才能掌握好转速与温度,减少抹茶的苦涩感。来店里品茶的客人都可以用石磨去亲自体验这一过程。和其他店铺不同,我们坚持让客人体验5万日元(约3273元)每千克的抹茶,这样顾客才能了解到抹茶的品质并从中感受到快乐,这才是“用心之茶”的境界。

大多数现代人追求的饮茶方式相对简单得多,比如自动贩卖机里销售的各种瓶装茶。但在我看来,瓶装茶只能被称为饮料,经过防腐处理后放在容器中保存一年还能饮用的绝对不是茶。你看我们平时冲泡的茶,如果放到第二天便会变质,你从中能够看到茶的生命以及与自然的联系。茶是精神性的饮品,像三井、丰田这样的大公司,新员工入职时也会有组织地来到总店体验茶道。

那时候为将军奉茶的茶师与武士一样怀带一把短刀。这也意味着御茶师如若有辱使命,是要切腹谢罪的。宽永十五年(1638),初代上林三入把家督之位传给第二代,自号“三休”。自此,后来的历代家督隐退后都沿用“三休”的名号,这就是“三休庵”的来历。万治三年(1660),初代上林三入以92岁高龄去世。

书院茶的核心在于贵族式的风雅与用于赏玩斗试的名物陈列,珠光从平民的饮茶风习中汲取灵感,对书院式的茶空间进行了简化与提纯,砍去了对茶事来说不必要的结构,使饮茶的体验更加单纯化、质朴化。
然而建于茶风改革初期的珠光“真坐敷”式茶室,仍保留了较为浓重的书院造建筑风格。例如架设幅宽达到一间(古时长度单位)的大型壁龛,保留“付书院”结构,以及用白色和纸糊裱墙壁等,与当代的小间茶室大相径庭。

“寂”是日本茶道中的最高境界。
“寂”的意境极难解释,它有涅槃、寂灭之意,但又显得更为苍凉凝重。
“寂”带有贫困、残缺、光阴流逝的色彩,由此又要求茶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不动的禅心应对大千世界。
在这样的茶道理念下茶人自有一种简朴内敛、不畏权势的风骨。他们不会正眼于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甚至不会拘泥于茶道权威,而会以谦逊平和、待人以诚的精神作为通向“寂”的路径。

珠光在追求奢华的安士桃山时代力主“草庵茶风”，而千利休以剖腹自尽了却一生,利休之孙千宗旦不以“乞食宗旦”的称呼为耻,应当是茶人在通向“寂”这条路上最惊艳的一抹绝笔了。

利休豁然赴死,留下遗偈:“人生七十,末路一喝,祖师与我皆由这慧剑解脱,如今我手提太刀,心无挂碍向天抛。”

利休让弟子打扫露地上堆积的落叶,但弟子清扫干净后,利休却又摇了摇一旁的枝ㄚ,一时落叶纷纷。弟子不解,利休解释道:“你打扫得太干净了,这个时节,小道上该有落叶才是自然的趋势。”他将茶道拓展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建筑、陶器、书画、茶艺、环境、哲思等,无一不在表现他的美学意识。

利休所做的一个刻有“圆城寺”铭文的一重切竹花瓶。之所以刻这个铭文,是因为瓶身正面有一道窄窄的裂隙,正与圆城寺那有裂纹的钓钟相合。

他曾在一次茶会中将这个花瓶置于席上,有客人注意到漏出的水濡湿了座席,便向利休询问缘由,利休答道:“这个花瓶的漏水之处,正是它的生命所在。”
这种质朴的自然之意,也是利休自始至终的追求。

《茶话指月集》记载,利休的茶室庭园中有一片漂亮的牵牛花,秀吉十分喜欢,向利休表示自己想前去赏花品茶。

利休答应了,却在秀吉来之前将那一片牵牛花全部铲掉。

秀吉面对空荡荡的庭园颇为惊怒,却在进入茶室之后猝不及防地看见一朵鲜艳的牵牛花正开在瓶中,那种空山月出一般的美让他惊艳不已,也终于明白利休这种为留一朵毁一片的做法。

天正十三年(1585),利休随秀吉参与正亲町天皇的茶会,在献茶之后,天皇赐他一号“利休”,意为“名利皆休”。
赐号也意味着赐予利休居士身份（在家修行的修佛者),平民出身的自此便可出入宫中,觐见天皇。

“侘茶”这个称呼及其如今通行的含义,最早见于江户时代中期的《南方录》。

茶道上的“侘”在利休的时代已有记载,其弟子所著的《山上宗二记》里也有“侘数寄”的用语,但这与今日所说的“侘茶”并不相同。

日本中世的“数寄”是指“沉迷精研某道某物”的行为。“侘”也并非如今的“风雅闲寂”,而是更重于“简朴无华、不完全”的意思。

所以“侘数寄”指的是那些“不喜、不持名物的茶人”。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室町时代后期,随着饮茶在平民间的流行,喜好奢华、意图彰显身份的公家和武士,在茶会中越发爱用产自中国的特烧茶具,并将这些昂贵的名品称为“唐物”。

而村田珠光一反这种奢侈的风潮,选用普通的粗制陶瓷器。在他看来,特烧的名物并不能体现茶道的精神,执着于这些器具更是荒唐的。自珠光起,侘茶的精神开始逐渐显现。

武野绍鸥继承了这种理念,并加以发扬。

千利休17岁那年,先拜北道向陈为师学习书院茶,次年转入武野绍鸥门下学习草庵茶,从技艺到精神将尚未成形的侘茶进一步延续。

三千家为了保持其地位还创设了家元制度,流派中只有家元宗师才有资格颁发茶道资格证书,这在本质上也是町人内部的等级制度。
经过町人们的努力,町人茶终于又能与大名茶分庭抗礼,茶道的历史又一次成为日本时代变迁的一个
缩影。

丰臣秀吉晚年赦免了千利休。堺千家得以重振,但其后人已下定决心再不服侍权贵,以免染上无妄之灾。
千利休之孙千宗旦继续践行着“和敬清寂”的“侘”茶。
在他之后,千家一分为三:
拥有不审庵的表千家，
拥有今日庵的里千家，
拥有官休庵的武者小路千家,即三千家。

千利休所主张的和敬清寂代表了日本茶道的四谛。

“和”不仅是形式上的和谐,更指代情感上的和
悦,茶具的好坏不在于其价格高低，而在于客人使用时是否能体会到愉悦。

“敬”讲究出于平等本心的尊敬，茶人与客人地位平等,相互尊敬。

“清”是借由器物、茶汤的清整达到灵魂的清净,以在茶室中缔造出无垢的世界。

“寂”则是茶道的最高境界,代表欠缺陈旧、寂寥、凝重等种种不完美中所孕育的完美。

如果说珠光的“佛法亦在茶汤中”给茶道以灵魂,那千利休总结的“和敬清寂”则是灵魂中的点睛之笔,日本茶道从此已臻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