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魔力,会令这一切的演进都看起来合情合理。我无处指摘,更无处陈情。我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着日常里丧失,是以这样具体、理性的面目一点一点铺展开它的破坏之力。直到很久以后,当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工地,看上海各个新村怎么拆房子。“怪手”一点点地凿着楼房外墙,倏忽就落下一个电风扇,不经意又掉了一面墙,一个阳台倒塌了,一只马桶噗噗地坠人废墟之上。每一寸土地上曾有过多少爱恨都显得极其轻盈,也极其虚无,我们从高空抛一袋垃圾都要比它落地响亮。这就是时间的噬人之处,我们无以遁逃。

十七岁那年以后，除了婚丧嫁娶，我还分别随广义上的“家人”吃了很多饭。或喜或悲，年复一年。有些饭看似很有意义，有些也仅仅是为了打发年节，没有谁真的想见到谁。我们中国人吃饭过节，和外国人总太不一样。好像这件事很大很大，但要确切说大在哪里，又说不清楚。中国人要理解一个人，从不是从他内心出发，而要看他做的什么工作，有没有结过婚，过的什么日子，有没有孩子。年节里，开心不开心的问题从来都是次要的，场面上大家只看这个人有没有来，为什么不来，或为什么一直不来，突然又来了。于是在这样的集体观看之下，互相打发这样的事，一直要比过好自己的每一天重要得多就好像我们从没有过真正的“私生活”，即使我们中的许多家庭已经开始有了一点点财产，可要由私产要建立起真正差异生活来，恐怕还需要不短的时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言及互相尊重，他人的伤痛处不要去碰，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事，仿佛从来没有什么可以商量，只能调动大量的耐心与恒心，甚至还需要一点运气，才能将一切的困难搪塞过去，而非真真切切地克服。我们这一代人、这一生都看不到什么改观了，再也许私人的改观也不会意味着集体性的变革。这是中国人人之为人的大亲密，也是人之为人的大为难。

每一寸土地上曾有过多少爱恨都显得极其轻盈，也极其虚无，我们从高空抛一袋垃圾都要比它落地响亮。这就是时间的噬人之处，我们无以遁逃。

人人都想要遮蔽的生命缺憾，善于一眼洞悉，并不是什么福祉。

我长成了自己，长成了一个有偏见、有脾气的人。且终于，好像也有了自己的“不愿意”，有了自己的文明戏，与《茜茜公主》。我有了懒得掩饰的煎熬的表情，也建立起了人到年关总要为虚度、搪塞腾出空间来的一点点惯习。

我控制不了这种语词的想象，是因为语言的抵达会像一剂镇痛的吗啡，令人上瘾。它是一种假设，也是一种矛盾的悬置。故而每次见到他们，我脑海中总是跑着好几个声部，或嬉笑，或冷嘲，我有时极其不想见到她他们，有时又觉得，眼前这些人也未必真的想见到我。我们互为枷锁，是孤绝的关照，谁都活得挺不自在。

我无法割舍的东西太多太多,能说的又太少。那一刻我真希望我们一起的画面得以静帧。眼前都是经过岁月洗练我终于可以容下的人,唤醒了我以为自己不愿意记得的往事。我们四人若能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也是裁剪过的幸福,是生活大严酷之后的偏安。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也会在一顿团圆饭上一厢情愿。我觉得自己老了,我终于和我的父亲、母亲继父继母一样只希望表面的和平,而不追究什么真相了。我终于成为了一个我童年时那么嫌鄙、轻蔑的市井细民,只求一份难得的安宁便能搪塞全部的原委。团圆是迷人的、昂贵的。它常令我意识到自己的清贫。

我忽然想起早年外婆临终前有次突然对我说起童年往事。大部分的事,我趴在她腿上听过很多很多遍,无非是太外公讨了新老婆害她一直吃苦,没有书读,很早就出来上海做纺织工人。
“我才不过八岁啊,梅娘就叫我洗一大缸子碗盏。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楼梯多窄,又黑,我人小得一点点,手捧着那么重的东西,脚没踩稳就滑下去了,所有的碗盏都摔碎了。”外婆说,“好大的声响啊,我像弹簧屁股一样一级一级楼梯滑下去,如果头着地,你就没有外婆了。
“后来你梅娘打你了?”我问。
外婆摇摇头。
“骂你了?”我又问。
外婆还是摇摇头,很认真地看着我说:“但是她也没有问我,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