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心里知道一件事情：只要我们一“前进”，就得离开现在这个地方。
　 在此，我们向行将谢幕的那个男主角诚恳地道一声珍重：走好，父亲！

母亲和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像质子和中子一样构成一个原子核。而男人们，则像电子一样在外周轨道上转悠——他们或许是被像中子一样的孩子的质量所吸引；或者是被像质子一样的母亲的电荷所吸引；又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再来看看婚姻：这东西只存在了6000年。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了剩余财富，以及男人们想把这些财富传给自己亲骨肉的小心眼儿。可见现行的婚姻制度，其核心是孩子和财产。不是性，更不是什么爱情。

在母系社会，一个男人喜欢孩子：是因为他喜欢这孩子的妈妈；而在父系社会，一个男人喜欢孩子，是因为那是他的亲骨肉。

正如李银河在她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耻感的社会，而西方则是一个罪感的社会”。道德和宗教这两个东西，西方人选了宗教，中国人则选了道德。

如果你在意鬼神对你的看法，你就有了宗教感；如果你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有了道德感。上层建筑这个东西，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及态度。不用说，它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也指导着我们的性生活。

今天，我们正身处于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并且，对于这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本身，也仍然可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父亲为核心地位的传统家庭模式，正处在不可挽回的崩溃之中。父亲——这个曾经无比风光的角色——被“边缘化”了，取代他而占据家庭核心地位的，是母子的亲情。

男人控制女人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剥夺她们经济独立的能力。
　　如果女人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人类社会这个系统的内部就会再次积蓄起变革和重建秩序的能量。

人类社会建立起一个与以往迥异的新系——父权制社会。新的秩序被建立起来，社会重新变得“井井有条”起来。只是，以往母系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之上的；而父权制社会的秩序，则是建立在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基础之上。在这个社会中，男人统治女人；一些男人统治另一些男人。

即便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也会在脑子里想出一个怪念头来，然后分别扮演正方和反方，自己和自己打架。人们往往将这个怪念头起名为“道德”。说实话，在“道德”这两个字的名义之下，人类的蠢行和恶行实在是太多了。

明清两朝的男人们在把女人彻底调教好之后，反倒失落了起来：娶回家的大小老婆们一个赛一个地温良贞淑，毫无闺房之趣，而外面的妓女虽是风情万种，却是用钱买来的。这样一来，男人们猎奇和征服的欲望，又到哪里去寻求满足呢？于是，他们不得已打起自己的主意，玩起同性恋来——这是明清晚期男风劲吹的根本原因。就这样，当男人取得对女人的“绝对胜利”之后，他自己也会变成输家。

毫无出路的悲惨境地必然引发道德上病态的狂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中国妇女被一副枷锁束缚得一点儿也动不了的时候，她就会将这副枷锁拉得更紧——毕竟，这是她能做的唯一还称得上主动的事情。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变成了甘受奴役，变成了通力合作，以繁衍一个使受奴役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这种同一生活方式的蕃衍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就越是明显地、必然地表明，所有能够消除主奴关系，并使压抑不再出现的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都已消失殆尽了。

本属于大多数人意见的道德，如今却被少数人别有用心地反复言说，被灌输的对象自然是那些一声不吭的大多数。纵观人类历史，情况也确实如此：特权阶级和最贫困的下层总是热衷于谈论道德这个话题，然而，他们自身的操守，却是整个社会中最差的。更糟的是，这两种人还把道德的品质给弄坏了：前者，让道德充满了伪善；后者又让道德多了一分损人不利己的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