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过去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青壮年劳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平均接受7.3年的教育（苏小和：《农民工背后的经济学风景》），“财经网”2012年8月。

[1] 统计表明，从1979年到1994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抽取了1.5万亿元人民币。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剪刀差的总量更是大幅度增加。同时，在国家提高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大战略下，实行了不利于农村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出台了《土地法》，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收土地，然后卖给开发商。据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统计，通过这一举措，各级政府从这些土地上获得了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本书所揭示的图景提醒我注意：在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景观背后，有一个卑微的群体依然在艰难挣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底色。本书所显示的基本立场唤醒了我内心的隐秘：对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流浪者来说，我不能因为自己已在城市立足、自己从事的工作与乡村无关，就在生活的惯性中，忘记、背叛自己的出身；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和黄灯一样，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身为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的乡亲。

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这种真实的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印记尚且不能抹去一个农村贫寒家庭子女的内心沉疴，对那些出路日渐狭窄的农村孩子而言，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

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体力透支、年近半百，已被迫从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够一家人糊口。当下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一样的第二代农民工。可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因为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极强的活力，农民得到了一些好处、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这种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递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严峻，“三农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恰好见证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尽管辛勤劳动，但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

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第一代农民工）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着代表性。落实到个体，或许可以说这种命运受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落实到整体，我分明能够感知到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相对电视、电脑、手机等单向的文化传递和信息接收，与本土文化结合的文艺形式，因为能够调动当地村民的参与热情，在团结村民、激发村民的群体归属感、唤醒他们内部的情感记忆方面，往往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功效。隘口村，近两年因为长乐镇“故事会”的传承、辐射所发生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点。这点点滴滴的变化，也许暂时还无法和消费主义的长驱直入相抗衡，但只要村庄的陋习能得到遏制，就是改变的开始。

有过丰富基层经验的李昌平，就明确表达“共同体”溃散后村庄所面临的挑战，“千千万万分散小农构成的乡村社会，如果没有共同体起主导作用，一定会演化成为越来越恶和污浊的社会、溃败的社会。中华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将像恶性肿瘤一样生长”。[3]隘口村前几年的情况，正如他所言，是消费主义激活传统糟粕并且主宰村庄的过程。近年来，当村民意识到风气变坏的严重后果后，积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精神能量，便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尤其是前年长乐镇的传统项目“故事会”，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助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腰鼓队的组建，广场舞的盛行，过年舞狮、舞龙习惯的回归，让村民通过文娱活动，重新过上了组织生活。很多村民因为要参加集体活动，已经不再沉湎牌桌，赌博的风气得到了遏制，谈论的话题也有了变化，久违的归宿感，给村民注入了别样的精气神。尽管年轻人参与的热情不高，但毕竟在构建新的价值观上，有了一种新的可能。而事实上，随着集体活动的增多，村民互助的精神也明显加强，村里公共设施，诸如垃圾集中处理地点的确定、道路的修建、路灯的铺设，随之跟上。

关于当下各个层面的乡村叙述，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深刻影响，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丰三村的哥哥对现状的满足、凤形村的小珍叔对生活的感叹、隘口村的二舅对时代的感恩，都从感性层面说明了这点。这些朴素的言语，表达了他们对时代变迁的真实感受，也构成了我对农村认知的一个前提。但他们对现状改观的感恩，并不意味着农村已经十全十美，恰恰相反，村庄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和城市一样，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农村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后，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贺雪峰曾经提到：“农村是复杂的，这种复杂尤其是面对着我们这些被学科武装起来的所谓学者，就更加隐秘。问题是，我们这些有了一些学科知识的所谓学者却又自信，以为可以将农村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与表述，而缺少对这种研究与表述的自省。农村本身的完整结构和内在逻辑，被我们这些学者分割开来，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农村本身被切割为诸多碎片，自己不再能够说话，而我们接受了足够多已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话语和理念的学者，就可以从无灵魂的农村材料中任意选取自己需要的材料。”也正是意识到当下乡村表述的诸多陷阱，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宁愿接受无法得出结论的宿命，也不愿掩饰亲人生存的复杂、多面，掩饰乡村的多重面相，以推导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毕竟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现实的复杂远远高于理论的简洁。

很明显，教育彻底市场化，导致教育投入成本的快速增长和教育回报的不确定，对收入有限、社会资源和人脉也极有限的农民阶层而言，必然承担更多风险。就算孩子能够考上一所重点大学，相比丈夫念书的时代，一劳永逸地跳出农门，早已成为传说。

对兄弟姐妹而言，送孩子念书，孩子不见得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不送孩子念书，孩子肯定没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难题。农村孩子出路的日渐狭窄，早已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

隘口村。作为一个依傍千年古镇的村庄，传统文化顽强的辐射，始终给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活力，融于骨血的文化熏染，让村民天然形成了强大的自我认同。千百年来的经济优势，让此地的农民大多置身于贫穷落后的叙事之外，相比凤形村，隘口村具有更加强烈的不安分气质，村庄因而充满蓬勃的生机。一直到今天，隘口村都没有因为中国村庄的整体凋敝，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在于，在守住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城市文明，已深入村庄的肌理，两者的对峙和杂糅，深深作用到亲人的生存中，在此，打牌、赌博、“买码”的风气和凤形村并无二致，因为经济实力的优势，反而变本加厉。隘口村仅仅依靠传统的文化根基，已不足以阻挡消费主义病毒般的强势进入。

在二舅的观念里，要改变村上的面貌，还是要有好书记，要有不自私、敢闯敢干的带头人。在他看来，“中国几个发达的村，都要搭帮书记。有人领路，村民跟着有劲，自己发展也快一些，实际上是双赢，是名利双收的事”。到今天，二舅还坚持，如果周树堂不被对手击垮，隘口村发展到华西村的水平，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整个长乐的集体经济，在80年代初期，确实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尤其是保安设备的制造，全国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隘口村在当时的境况下，更是始终独占鳌头，二舅再次强调，“村民都富了，大家日子肯定更好过，但现在主要是村干部不好，没有人愿意真正发展，只想自己捞一点就算了”。在他心中，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显然比个别人过上好日子，更让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