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
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
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
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21世纪将是中国世
纪云云。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
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我无意替斯坦因等人辩护。他们当年获取敦煌文书的手段绝非光明正大,说得上坑蒙拐骗,他们的考古挖掘不乏破坏性行为,他们运走中国文物更是属于帝国主义行径。但是,我承认我的心情是矛盾的。藏经洞发现之时,清朝政权处在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地方政府极其昏庸,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又如此愚昧无知,这一切已经注定了洞内藏品的悲惨命运。外国考察家在那个时候到来,完完全全是乘虚而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满载而归。而如果他们不来,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藏品也几乎必定会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糟蹋殆尽。像斯坦因这样的人毕竟是懂行之人,他知道这些文物的珍贵价值,他在每次考察后撰写和出版详尽的考古报告,并把相关材料交由沙畹等专家整理刊布,便是最好的证明。伯希和更是一代汉学大师,虽然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敦煌学上,但他在懂得敦煌文物的价值方面绝不逊于斯坦因。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有学术能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他们的人,例如罗振玉和王国维。可是,也正是在当时的中国,以区区布衣的微弱力量是无论如何抵御不了全局
性的腐败的。因此,封闭了几乎一千年的藏经洞真是开启得不是时候,等待着它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前途,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出于于民族自尊心,我坚决反对前一种结局。但是,如果我真正珍惜这些文化
遗产,我就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它们被保存着而不是被毁灭掉,哪怕是保存在中国之外的某些地方。只要它们还存在着,就有回来的可
能,即使回不来,也比不存在好得多。

对人生的觉悟来自智慧,倘若必待大苦大难然后
开悟,慧根也未免太浅。

康德后来正确地指出: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
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热烈而持久的情侣之间有无数珍贵的共同记忆,使他们不肯轻易为了新的爱情冒险而将它们损害。

却好像在和作者谈心。随着学术和出版的进步,新的学术译著正如潮水般涌来,面对它们我有时不免惶然颇有应接不暇、浅尝辄止之感。学问真是做不完,即使是晢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摆学术的谱,彼此搞不同的课题,也有隔行之感。但是聊起世态人情来,朋友间时有妙语博人一笑又发人深省,便打破了学术的樊篱,沟通了心灵。于是我想,只要人生智慧相通，学海无边又何足悲叹?读随感录时,我获得的正是类似的慰藉。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
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灵魂只能独行，但不是在一片空无中行进。毋宁说，你仿佛是置身在茂密的森林里，这森林像原始森林一样没有现成的路，你必须自己寻找和开辟出一条路来。可是，你走着走着，便会在这里那里发现一个脚印，一块用过的木柴，刻在树上的一个记号。于是你知道了，曾经有一些相似的灵魂在这森林里行走，你的灵魂的独行并不孤独。"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这段话，曾经频繁地出现在文革期间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等出版物的前言中。

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

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去庙里烧香磕头,祈求佛为他消弭某一个具体的灾难,赐予某一项具体的福乐,我们就有理由说他没有信仰,只有迷信。或者,用史铁生的话说,他是在向佛行贿。又譬如说,如果有一种教义宣称能够在人世间消灭一切困境,实现完美,我们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乌托邦。还是史铁生说得好人的限制是“神的给定”,人休想篡改这个给定,必须接受它。“就连耶稣,就连佛祖,也不能篡改它不能篡改它,而是在它之中来行那宏博的爱愿。”切乌托邦的错误就在于企图篡改神的给定,其结果不是使人摆脱了限制而成为神,而一定是以神的名义施强制于人,把人的权利也剥夺了。

我把他的新思路概括成一句最直白的话,便是:有明
确的宗教信仰并不证明有勇气,相反,有精神追求的
勇气却证明了有信仰。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被信仰问题困扰一—这当然只能发生在有精神追求的勇气的人身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