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瓦格纳曾说过,文明被音乐所消除,正如同光为日光所消除①。同样地,我相信,古希腊的文化人面对萨蒂尔合唱歌队会感到自己被消融了:而且此即狄奥尼索斯悲剧的下个效应,即国家和社会,一般而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鸿沟隔阂,都让位给一种极强大的、回归自然心脏的统一感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拿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这种慰藉具体而清晰地显现为萨蒂尔合唱歌队,显现为自然生灵的合唱歌队;这些自然生灵仿佛无可根除地生活在所有文明的隐秘深处,尽管世代变迁、民族更替,他们却永远如一。

只有狄奥尼索斯狂热信徒的情绪中那种奇妙的混合和双重性才使我们想起了它,才使我们想到那样一种现象,即:痛苦引发快感,欢呼释放胸中悲苦。极乐中响起惊恐的叫声,或者对一种无可弥补的失落的热切哀鸣。

无论是通过所有原始人类和原始民族在颂歌中所讲的烈酒的影响,还是在使整个自然欣欣向荣的春天强有力的脚步声中,那种狄奥尼索斯式的激情都苏醒过来了,而在激情高涨时,主体便隐失于完全的自身遗忘状态。即便在中世纪的德意志,受同一种狄奥尼索斯强力的支配,也还有总是不断扩大的队伍,载歌载舞,辗转各地:在这些圣约翰节和圣维托节舞者身上,重又现出希腊人的酒神歌队,其前史可溯源于小亚细亚,直到巴比伦和放纵的萨卡人。如今有些人,由于缺乏经验或者由于呆头呆脑,感觉自己是健康的,便讥讽地或者怜悯地躲避④此类现象,有如对待“民间流行病”:这些可怜虫当然不会知道,当狄奥尼索斯的狂热者的炽热生命从他们身旁奔腾而过时,恰恰是他们这种“健康”显得多么苍白、多么阴森。

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而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

我们看到酒神和他的侍女们,看到酩酊醉汉阿尔基洛科斯,如同欧里庇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中所描写的那样,正午,阳光普照,他醉卧在阿尔卑斯山的草地上。这时,阿波罗走近了,用月桂枝轻触他。于是,醉卧者身上酒神和音乐的魔力似乎向四周迸发如画的焰火,这就是抒情诗,它的最高发展形式被称作悲剧和戏剧酒神颂。

相反,科学却用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回避这个根本难题,其手段一是用抽象逻辑冒充对世界和人生的本质的认识,二是用枝节问题的解决取代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把个人引诱到可以解决的任务这个最狭窄的范围内”。前者使人热衷于逻辑,后者使人局限于经验,共同的结果是逃避那个逻辑和经验都不能触及的形而上领域。
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支配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生存状态上,由于回避人生根本问题,“用概念指导人生”,使现代人的生存具有一种“抽象性质”,浮在人生的表面,灵魂空虚,无家可归。灵魂空虚的另一面便是欲望膨胀,到处蔓延一种“可怕的世俗倾向”,一种“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一种“对于当下的轻浮崇拜”。人们急切地追求尘世幸福,这“已经使整个社会直至于最底层腐败,社会因沸腾的欲望而惶惶不可终日”。

尼采相当前瞻性地揭示了大众媒体支配现代文化的趋势,他指出:“‘新闻记者’这种被岁月奴役的纸糊奴隶在一切文化问题上都战胜了高级教师”；“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大学生、中小学生乃至最清白无辜的妇女,已经不知不觉地从教育和报刊养成了对艺术品的同样理解力。”由于媒体的支配,“艺术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

贪婪的意志总是能找到一种手段,凭借笼罩万物的幻象,把它的造物拘留在人生中,迫使他们生存下去。

一个民族越是领悟世界痛苦的真相,就越是需要用日神的外观来掩盖这个真相,美化人生,以求在宇宙变化之流中夺得现象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权利。

简言之,日神是个体的人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酒神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