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这样想,接种不仅仅影响我们单独的个体,还同时影响着我们集体社区的共同体,那么也不难想象,接种跟献血类似,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构建一个“免疫力银行”。我们对这个银行做的贡献,可以被捐助给那些不能或者未能被他们自身免疫力保护的个体们。这是“群体免疫力”的基本原则,而群体免疫力效应,能让大规模接种的效果远远胜过对单独个体的零星接种。

“我们身处媒体文化中,”作家玛利亚·波波娃发现,“媒体文化会将科学发现的端倪当作煽情题材,用不容置疑的头条宣扬哪个基因掌管肥胖,哪个掌管语言,或者哪个掌管同性恋倾向,并且言之凿凿地指出大脑中哪个部位掌管爱与恨和欣赏简·奥斯汀的能力—虽然我们明知,驱动科学的并不是急于抓住某个答案,而是敢于承认未知。”

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当把两个事物用比喻相连时,操纵一个人对某个事物的态度,可以影响他对另一个事物的看法。
乔治·奥威尔曾说过如下广为人知的观点:“如果思想能腐蚀语言,那么语言也能腐蚀思想。”陈腐的比喻会产生陈腐的思维方式。混乱的比喻会令人感到困惑,而双向的比喻—提到一个事物就能想到另一个事物的比喻,则能同时照亮或者模糊双方。如果我们对身体是脆弱的这一观点的认同能污染我们的政治取向,那么我们在政治上的无力感也预言了我们将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

权力,当然是吸血性的。权力令人麻醉,是因为只有部分人独自享用它,其他人享受不到。权力是被哲学家称为“地位性商品”的东西,意即它的价值不是由个人拥有多少决定,而是由周围的其他人拥有多少决定的。

“对于风险的认知—人们对于自己周围世界危险性的直觉判断,能顽固地抵抗来自专家的证据。”历史学家迈克尔·维尔瑞奇写道。我们通常不害怕那些很有可能伤害我们的事物,比如我们频繁地以车代步、饮酒、骑车或久坐不动。我们却对另一些事物焦虑恐惧,虽然依统计结果来说,它们几乎不可能伤害我们,比如鲨鱼。其实以杀生的绝对数目来衡量,可能蚊子才是这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