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工人阶级都生活在挣扎之中。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我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无度地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花钱去买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然后再把房屋抵押掉换钱,最后宣布破产,等到我们清醒过来时,已经不得不离开住得满是垃圾的房屋。节俭不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等到尘埃散尽之时—遭到破产打击或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后什么都没有剩下。我们没给孩子留出大学的学费,没有增加财富的投资,没有失业时可以用上的应急钱。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有时候我们还因此深深自责,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

这种变化就是美国当今经济现状的一个征兆,即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白人孩子居住在贫困率在10%以上的社区的比例为2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现在这一比例肯定更高。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 Institu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与2000年相比,2005至2009年间住在极
度贫穷社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白人、土生士长、高中或大学毕业、自己拥有住房且不接受政府援助。”(换言之,那些不良的社区困扰的不再仅仅是城市中的那些贫民窟,不良的社区已经蔓延到了城郊。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多。从吉米…卡特的《社区再投资法》到乔治·W布什的“所有权社会”,联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某一地区内的工作机会减少,房产的贬值使人们陷在这里的社区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难以实现,因为市场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拥有的房产价值摆在那里,但根本没人愿花这样的钱来买。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留在原处。当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最为贫穷的。因为那些花得起钱离开的人早已选择了离开。

如果说米德尔敦在我出生前没什么变化的话,在我出生后几乎就立刻发生了改变。不过,就算是住在那里的居民都很难发现,因为这种改变是逐渐的,不是泥石流,而是水土流失。但是,如果你知道该看哪些地方的话这种改变难以逃过你的眼睛。像我这种离开一段时间的人,再次踏进米德尔敦的时候,时不时地就会在心里感叹:“天哪,米德尔敦看起来可不咋样。”

20世纪80年代,米德尔敦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几乎完美的市中心:繁忙的购物中心、好几家从二战后就开始运营的餐馆,还有阿公那样的男人们经常在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后聚到一起喝上一两瓶(或许多瓶)啤酒的几家酒吧。我最喜欢的一家店是当地的凯马特( Kmart),这是沿街商业区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它的旁边是一家迪尔曼的分店—这家当地食品杂货店共有三四家分店。

现在,这片商业区几乎荡然无存:凯马特早被搬空,迪尔曼那家店已经和其他分店一起关门大吉。我上次路过的时候,米德尔敦当年的商业中心现在只有一家Ahys、一家杂货折扣店和一家中式自助餐厅。

我当年在地砖仓库所看到的问题位于比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更深的层面。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非常感谢她为本书写作及让我过上幸福生活所做的一切。虽然没能让阿嬷和阿公见见她是我这辈子一个最大的遗憾，但我自己遇到她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事。

我相信我们乡下人是世界上最牛的人。有人侮辱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就抄起电锯要他好看；浪荡子想要猥亵我们的妹妹，我们就会教训他一顿。但我们能牛到帮助布兰这样的孩子吗？我们能牛到建立一所教堂让我这样的孩子融入世界而不是自我封闭吗？我们能牛到扪心自省，承认我们的行为伤害了自己的孩子吗？

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

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但上坡路永远不会平坦，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

这只是说明成功人士的世界如何运转的一个例子。但是社会资产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这里列出了我初来耶鲁法学院时不知道的道理，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在此列出。

社会资产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以前的老板，社会资产也体现在，而且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从朋友、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给我的选择按照重要性排序，也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更好的道路。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我的社交网络中学到的，具体而言，是从一位乐于助人的教授那学到的。

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简历或面试时的表现不重要。那些当然重要。但经济学家所称为社会资产的东西蕴藏着巨大价值。这是个专业术语，但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确保我们有机会，并能够传递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是单枪匹马作战。

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

那一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
这周以前我还有16个面试通知，而最后由于我对自己的成功非常自喜，同时也由于我被接二连三的面试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我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但在两年以前，我四处投简历，希望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四处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鲁法学院读了一年，我和同学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过的顶尖律师提供的6位数高薪录用邀请。 非常明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而我才刚刚开始发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