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模式,即象征符号体系或象征符号复合体而言,此处对我们具有头等意义的一般特征是:它们是外在信息源。我说“外在的”,只是指它们——例如,不像基因——存在于生物个体的范围之外;从这个意义出发,所有人类个体都出生在一个主体之间达成共识的世界中。

观察社会行动的符号层面——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常识——不是逃脱现实生活的困境，寻求六根清净的最高境界，而是投身于这些困境当中去。闸释人类学的基本使命不是回答我们最深切的问题，而是让我们了解在其他山谷放牧其他羊群的其他人所给予的回答，从而把这些答案收入可供咨询的有关人类言说的记录当中。

理论的系统表述与受其支配的阐释如此贴近，以致离开阐释它们就没有多大意义或价值。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不在于它们不具备普遍性(如果它们不具备普遍性，它们就不具备理论性)，而在于由于它们的表述与它们的应用脱离，所以显得平淡或空泛。我们可以(这实际上是该领域在概念层面上进步的途径)采用和某种研究有关的理论研究方法，而后把它用于另一种研究，推动它走向更加精确，意义更加广泛；但我们写不出一部《普通文化阐释理论》。或许我们真的能写出一部来，但这看上去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此处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

之所以说漫长地记述发生在遥远异地的掠夺羊群事件(真正出色的民族志学者会描述那些羊属于什么品种)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它给社会学思想提供了物质养料。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的复杂的特殊性及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是在限定脉络中通过长期的、主要是(尽管不是没有例外地)定性的、高度参与性的、几近痴迷的爬梳式田野研究得到的那种材料，可以给那些困扰当代社会科学的宏大概念——合法性、现代化、整合、冲突、个人魅力、结构……意义——提供那种合理的现实性，使我们不仅能够对它们进行现实性和具体性思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用它们来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思考。

民族志的微观性质表现出来的方法论问题，既是重要的，也是严重的。但是，把一个遥远的地方看成是微型世界或者社会学式的云室，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至少加以控制，就要意识到社会行动不仅仅是它们的自身写照，阐释的来源并不决定可以把它用到竹么地方。小事实说明大问题，眨眼示意涉及认识论，或抢羊事件召唤革命，因为它们是被这样设计的。

在人类学或至少是在社会人类学中，实践者所做的是民族志( ethnography)。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更准确一些，通过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人类学分析是什么。不过，必须马上补充一句：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从一种观点即教科书的观点看，从事民族志就是建立关系、选择调查合作人、作笔录、记录谱系、绘制田野地图、写日记等等。但并不是这些东西，即技术和公认的程序，规定了这项事业。规定它的是它所属于的那种知识性努力：经过精心策划的对“深描”( thick description，借用吉尔伯特·赖尔的话)的追寻。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以下的论说文试图表明它的效用。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我追求的是阐释，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声明，一个条款式的信条，本身就需要一些阐释。

我只是想说，典型的人类学方法，是通过及其广泛地了解鸡毛蒜皮的小事，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的阐释和比较抽象的分析。人类学家所面对的宏大现实，和其他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在更加决定性的环境中面对的宏大现实相同：权力、变化、信仰、压迫、工作、热情、权威、美感、暴力、爱、威信；但是人类学家面对这些现实的时候，置身偏僻乡里——像马尔穆沙那样的地方，像科恩那样的生活——偏僻到足可以把地名的大写字母去掉。这些司空见惯的人间常事，“那些让我们全都感到害怕的大话”，在如此朴实无华的脉络中以朴实无华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恰恰是优势所在。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深奥。

因此,《文化的解释》一书收入的论文具有很强的宗教、符号及仪式诸方面的倾向性。其中,“宗教作为文化体系”鲜明地把宗教现象界定为一个文化的体系,指出宗教首先是符号的表述,而符号所承载的就是“意义”,即包括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这些正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那么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就可以说是文化的基本质量。作为文化的符号,宗教展示了社会中的人对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的看法,激励并保障人们的生命延续,它的意义并非是涂尔干学派眼中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也不能归结为一般的无意识认识结构,因为宗教本身就富有自主的意义形态,它是与人的人生观互为沟通的解释体系。由此可见,格尔兹眼中的宗教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想型”,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涂尔干的“集体表象”(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所谓“理想型”指的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无涉价值”的分析对特定文化的观念体系构成的逻辑理解。作为研究对象,它就是文化通过神圣符号展示出来的民族精神( ethos)与世界观(word-view)。对于这一解释,格尔兹在“精神气质、世界观和神圣象征符号的分析”(《文化的解释》原著,第126-141页)一文中给予了明确的说明。

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以下的论说文试图表明它的效用。我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我追求的是阐释，阐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方式。但是，这种声明，一个条款式的信条，本身就需要一些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