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讽剕的是，魏敦瑞作为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不同于他指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人类学家。逃离德国后，魏敦瑞只在美国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战争迫使他离开中国后他才不得不回到美国。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与臭名昭著的多地起源说不同。他明确抵制早先提出的人类多地起源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人类种族来源于不同的类人猿(“黑人源自大猩猩，蒙古人源自猩猩，白人源自非洲的小人猿”)。在魏敦瑞的解释中，所有的人类都源自一
种类人猿，变种混交使得人类种族在整个进化历史中保持着单一的种。然而，由于种族问题被赋予了政治敏感性，这两个理论很容易被混在一起。

由于朝鲜战争的反美政治，人民共和国早期人类进化著作的作者们加大了力度抨击人类学中的帝国主义论调。人类进化著作有时会挑选美国的人类学著作作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别劣迹。例如，一位作者于1950年指出，人类学最糟糕的例证就是1900年出版的美国书籍《黑人野兽》(The Negroa Beast)以及当时刚出版不久的美国人欧内斯特·A.胡顿(Earnest A.Hooton)关于人类起源和种族的著作。讽刺的是——也许是更加荒谬，这些批评的主要目标之一不是别人，正是魏敦瑞。即使北京猿人当时正在获得中国人祖先的地位而魏敦瑞又曾大张旗鼓地捍卫这一点，但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却抨击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象征。

“从猿到人”的故事的确是各种研究小组和政治演讲的"第一节课”，也是1950和1951年许多展览、幻灯片、杂志文章以及不同阅读水平的图书的主题。考虑到新中国还有其他不得不担心的重要事情，例如结束内地革命、控制文化机构、应付朝鲜战争，为什么向人们教授人类进化会具有如此的优先性?
答案就是新中国极度重视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更为宏大的目标，办法就是改造人民的意识。也许讽刺的是，这些早期活动的一个重点是用“唯物主义”完全取代“唯心主义”。各种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为基础，要求人们将自然和社会现象都看作各种物质力量的产物。但讽刺之处在于，教育人们以唯物主义者方式思考后就能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主张:思想高于物质、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然而，看起来1950年代初的宣传家并没有因这种矛盾而烦恼。他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唯心主义”实际上等同于宗教和迷信，而“唯物主义”代表科学和客观现实。他们认为，向所有居民灌输唯物主义，是将这个国家迅速带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一种快捷手段。

遗憾的是，刘少奇的思路在党中央的最高层没有取得共识，甚至错误地被认为是“右倾”;以山西省委为代表的思路在党内占了上风。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批评说:“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当时以为，通过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这种简单协作就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加上实行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等办法，就能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于是立即把使rr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任务提上了目程;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了不能触及的禁区。这样，中国农村，由合作化运动侵犯中农利益，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直到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曲折。人们看到的后果，正如当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所说，企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搞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

东北农村工作间题座谈会在1949年12月10日结束，《东北日报》随即把高岗总结发言的精神以《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为题发了社论。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工作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倾向。据《东北日报》1950年5月19日报道，在辽西、辽东两省新解放区和吉林、松江两省的一些老解放区，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方法排斥单干农民。如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荒时不准先占场子。松江省有的提出对单干户“三不贷”、“一不卖”，即不给贷款、贷粮、贷农具供销社不卖给任何东西。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不和他来往，使单于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不少地方在组织互助合作中盲目追求数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地区采用挑战竞赛的方法;有的连续开会对单干农民进行“说服”，不服不散会。据吉林省检查了解，靠这种强迫方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占总数的70%～80%。有的干部把“提高一步”理解为互助组越大越好。辽西省兴城县一下子就搞了1125个大型联组。有的地方规定，互助组员要求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仍要求退，只能“车马留下，净身出组”。

　　西南新政权在立足未稳之际，即以霹雳手段重征1949年度的税粮，固然有其草率鲁莽的一面，成为爆发大面积民变和匪乱的导火索。但是从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的政治社会内容来看，叛乱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集中了旧时代的基层社会政治精英，参加叛乱的一部分国民党降军，也大都是与地方保安武装性质相似的土著军队。这些都属于共产革命必须要消灭的前政权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匪乱的发生使中共把要以政治运动消灭的对象，转移到了则匪的战场上。通过大规模的剿匪和清匪，旧时代基层政治精英的主要力量基本丧失殆尽。正如邓小平说：“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搬掉，农民是不会发动起来的。”因而，剿匪和征粮就有了密切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