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权力,我年轻时曾经渴望过,也曾经为了入党、提干给领导送过礼。为了当官,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加班给领导去写讲话稿,在自己写的论文上不仅署上领导的名字,还把领导的名字署在前边。到最后就干脆只署领导的名字而不署自己的名字了一这也是为了当官而送礼,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送上的名誉、荣誉之礼。但现在,我不想这些了,也决然不会再做这些了。而是变得对权力有了一种恐惧感,恨不得逃到某个没有权力对人的管理的地方去。离权力越远越好,就像小偷离警察越远越好一样。对于金钱,我是真的觉得多了要比少了好;可现在,我不会去渴望，不会去为之努力、奋斗了。

一句话,在社会、集体、群落中消失,是一种活着的方式;而在社会、集体和群落中“独立”显现——把你自己从众多中找出来,却可能是一种活着的危险。

我们和这个时代太和平共处了,太和睦相亲了,太相安无事了,太缺少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萧红那种文学与时代对峙、对立的紧张关系了。好在最近几年,许多作家的写作一反往昔,大家开始重新关注和描写中国的现实与历史。莫言的《生死疲劳》就直接描写了大陆的“土改”,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都直接描写了他们所经历和记忆中的“文革”。余华的《兄弟》和贾平凹的《秦腔)》、张炜的《刺猬歌》、莫言的《蛙》等,都是最直接地关注当下大陆现实的力作。

并不是说关注现实的写作就是好作品,而是说,最值得期待的优秀作家在某个时候都重新回头关注现实时,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作品”，也许就要产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