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性太过(这可以参照《文章读本》中的负面例子)、形容词累赘的剧本所拍成的电影中，肩负身为编剧的名誉，内心难道不会空落落的吗
为了什么写剧本?这是最重要的事。
不论导演的技艺如何拙劣、如何未能呈现出编剧的意图，在嘲笑导演之前，编剧自己需要三省其身。
那之后还要嘲笑的话，我会将之看成是编剧的一面，敬请随意。
我的知己中有野田高梧，有池田忠雄。在剧本上的精进，我可以说是幸亏有了长年的知己。

比如，有这样的文法。拍摄A与B正在对话的场景，轮流拍特写镜头时，摄影机不能跨越连结A,b的线。也就是说，必须从与连结A、B的线保持一定距离的地点拍摄A的特写。这样画面中映出的A的画部朝向着左边，而B在画面中就朝向着右边。两者的视线交汇于观众席上方，这样才呈现出对话的感觉。如果跨越了连结A、B的线，就绝不能称之为对话。
然而，这条文法在我看来，难免有种说明性的、牵强的感觉。所以，我向来不予理会，只管跨越连结A、B的线来拍特写。这样一来，A朝向左边，B也朝向左边，因此双方视线并不交汇于观众席上方。即便如此，依然可以呈现出对话的
感觉。
采用这种拍摄方法的人，在日本恐怕只有我。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吧。我这么做已经快三十年了。因为拍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的朋友们——已经故去的山中贞雄，还有稻垣浩、内田吐梦等人，总说我的电影不容易看懂。问他们是不是一直到最后都不容易看懂，他们又说不是，说只是最初的时候，随后便习惯了。

有些年轻时看了深受感动的电影，后来再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这种体验时有发生。大概因为初看时的印象在记忆中升华、美化，在脑海中渐渐成长，变得与电影本身不同。被称为有声电影初期杰作的《摩洛哥》就是，数年后再看，以为是特写的场面实际是固定镜头，冗长拖沓，全然是另一种印象。就像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秋山图》，我虽然不是其中的主人公，但常常有多年后再看以前激赏不已的作品，觉得当初简直像被狐狸给迷惑了这种事。大概是因为观看者的审美意识、环境、时代感受等都发生了变化。毕竟电影这门艺术的结构发展日新月异，《秋山图》式的感觉也因此尤为强烈。

比如壁龛的画轴或摆设，拿来的是真货还是赝品，我的心情就会随之不同。参演的演员也大抵如此，就算能骗过人的眼睛也骗不了摄影机的眼睛。货真价实的东西拍出来的效果到底不一般。
正因如此，我不喜欢最近这种当红演员同时出演多部影片的做法，也为此相当困扰。演员难以同时认真扮演两个角色，若要他在我的作品上竭尽全力，那么另一部作品里，他大概就会敷衍了事。我想这是日本电影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若这样的事一再反复，大多数电影人就会变成电影工。不论技艺多么高超，工人的水准终究有限。幸好在战争结束后，特别是这两三年来，世人看待电影的眼光有了变化。

我认为演员的演技也一样除了自己的感觉外，不可能有真正的基准。

我时常这样无视电影的文法。我讨厌重视理论，同时也讨厌轻视陧论，也许我是个性情乖僻的人，以自己的好恶来下判断。我认为，电影比起美术、文学等其他艺术，还只能算小小的婴儿，所以电影应当还未形成文法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拘泥于文法，被知识捆住手脚。再者，电影的文法如果真是伟大的、不成文的定律，有如浑然天成的法则，那么现今世界上的电影导演只需十人就足够了。
就像文学家创作文学作品时不拘泥于文法一样，拍电影时，我同样也不想拘泥于电影的文法。我认为电影有感觉而无文法

其实，我心中有种志气，觉得就算没有上过大学照样能干得出色。就这样，我下定了要当导演的决心。

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叔父把自己的地皮租给松竹用，因为这层关系，我中学一毕业就进了位于蒲田的松竹制片厂。
现今，如果说要当导演，往往会招徕艳羡的目光，可以引以为豪，但在那个年代，就会被说成是。沦落成了那种货色。。但我对此毫不介怀。父母大概深感失望，但我只关心自己做的事，其余皆置之度外。
进人松竹是在我虚岁十九岁的时候。此前，我记得只看过三部日本电影，这让公司上层非常吃惊。但是，既然已经进了制片厂，就不得不看之前未曾看过的日本电影，于是我只有埋头努力。
想到自己将要拍电影，看电影时也变得一丝不苟，瞪圆了眼睛仔细观察前辈们的导演手法。我还在头脑中拼凑出了一套自己的导演手法，也不轻易模仿他人，向前迈出了第一步。

我追求的是自然的东西，即使想让人落泪也不是去催泪。

《茶泡饭之味》中社长一角请石川欣一扮演，让他颇费了些心思，但石川先生有着天生的社长做派，默不作声地往那儿一坐，俨然就是位社长。有人说我对小道具和服装的要求太过繁琐。比如壁龛的画轴或摆设，拿来的是真货还是赝品，我的心情就会随之不同。参演的演员也大抵如此，就算能骗过人的眼睛也骗不了摄影机的眼睛。货真价实的东西拍出来的效果到底不一般。
正因如此，我不喜欢最近这种当红演员同时出演多部影片的做法，也为此相当困扰。演员难以同时认真扮演两个角色，若要他在我的作品上竭尽全力，那么另一部作品里，他大概就会敷衍了事。我想这是日本电影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若这样的事情一再反复，大多数电影人就会变成电影工。不论技艺多么高超，工人的水准终究有限。幸好在战争结束后，特别是这两三年来，世人看待电影的眼光有了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有趣也好，赚钱也罢，若要靠这行当出人头地，没有相当的忍耐和运气是不行的。

我的工作就是仔细剪辑这些正片，因为要赶上首映日期，所以一个人怎么也做不完，于是就由助手分头帮忙。因为可以剪接一整部影片，于是我常自作主张地尝试把长镜头剪开，做一些场面切换，或试着调换字幕的位置等。因此也会出现一号拷贝长八千英尺，三号拷贝却只有六千的情况。居然也轻松应付过去了。我就是在这时体会到了影片的结构和因剪辑而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