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只有极少的勇气,
比你少得多,
但我发现每当我在长久的挣扎之后鼓起勇气做某事时,
总是在事后感到自由得多、快乐得多
维特根斯坦传

维特根斯坦请品生特再度陪他度假,这次是西班牙,还是维特根斯坦付钱;品生特的母亲说这个提议“好得无法拒绝”。无疑,儿子朋友的慷慨引起了品生特父母的好奇:他们来到维特根斯坦的屋子里喝茶。这种场合下他出奇好的礼貌能起到好作用。喝茶用的是化学烧杯(“因为他觉得普通的陶杯太丑了!”),“除了有点着迷于主人的责任,
[维特根斯坦]表现很好”。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像是正经历着魏宁格描述的自我折磨和道德转变的过程—在这几个钟头里讨论他自己和讨论逻辑一样多。据罗素讲,他“在骚动的沉默中,像野兽般在我屋里踱来踱去三个小时”。有一次罗素问:“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继续踱他的步。
罗素认为他濒临精神崩溃—一“离自杀不远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造物,浑身是罪”—并倾向于把这神经衰弱归咎于这事:“他的心智恒常绷得最紧,专注于困难到令人沮丧的东西。”他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位医生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身上不时发作的晕眩以及工作能力的丧失感到非常忧虑,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断言:“这全是神经的问题。”于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真切地希望得到道德上的治疗,罗素坚持在身体上治疗他,建议他吃好点,出去骑骑马。奥特琳则送来了些可可。“我会记下用法,”罗素向她保证,“并想法子让W.用——但我肯定他不会吃。”

讨论了失去和保有灵魂的两天之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还有另一场对话,这次对话揭示了他们各自伦理观的某些深层差异。事由是对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的讨论。维特根斯坦主张,科波菲尔为了斯提福兹和小爱弥丽的私奔而责怨斯提福兹,是错误的。罗素回答,在同样的情况下你也会做同样的事。维特根斯坦“很难过,拒绝相信;认为人能够而且应该总是对朋友忠诚、坚持爱他们”。
然后罗素问他,如果他同一个女人结婚,而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他的感觉会是怎样：
［维特根斯坦]说(我相信他)他不会感到愤怒或仇恨,只有完全的悲伤。他的本性是彻头彻尾的善;这就是他为什么看不到道德的必要。我原先完全错了;他在激情中会做所有事情,但不会实行任何冷血的不道德。他的态度非常自由;他觉得原则这种东西是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冲动是强烈的,从不是可耻的。

同时,斯特雷奇对维特根斯坦的印象有点混杂。5月5日他请维特根斯坦吃午饭,但这第二次会面他没什么感觉。“辛克-维克先生跟我吃午饭”,他写信给凯恩斯,“安静的小人物”。两周后两人在斯特雷奇的兄弟詹姆斯的屋子里再度见面。这一次斯特雷奇得到的感受是一种弄得人筋疲力尽的才华：
辛克一维克先生使劲研究一般和个别。辛克一维克先生呀!多么光彩——但又多么遭罪!哦上帝!上帝!“如果A爱B”“也许有一个共同的性质”用那种方式根本分析不了,复合具有特定的性质。”我要怎样才能平静下来睡觉?

离开剑桥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有一次社交性的接触,这次他总算在罗素身边放松了下来,不再只是全然潜心于哲学问题,展现出了某些除此之外的自己。罗素终于发现他是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还有他“爱好文学,非常爱好音乐,举止宜人……而且,我觉得真是聪明”,因此:“我开始喜欢他了”。
不过,1912年1月维特根斯坦带着自己假期写的手稿回到剑桥时,真正的转折点才到来。读了手稿之后罗素对他的态度立刻改变了。他告诉奥特琳,手稿“非常好,比我的英国学生写的好得多,”又说:“我定会鼓励他。也许他会做出大事。”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大卫品生特,罗素的鼓励使他确定得以获救,并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和痛苦,在那九年里他不断地想到自杀。

日后罗素颇渲染了这些讨论,声称他到课堂所有的桌子椅子底下都看了个遍,企图使维特根斯坦信服并无犀牛在此。但很清楚的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问题是形而上的而非经验的,关系到的是何种东西组成了世界,而非一只犀牛在此与否。事实上,他在这里如此固执地提出的观点,预示了《逻辑哲学论》著名的第一句话所表达的东西:“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物的总和。”

10月18日—米迦勒节学期①开始两周后——他突然出现在三一学院罗素的屋子里介绍自己时,显然事先没跟罗素联系过。
罗素正和C.K.奥格登(后来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译者)一起喝茶,这时:

……一个陌生的德国人出现了,他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拒绝说德语。结果他是这么个人:曾在夏洛腾堡学工程,但在那期间自己对数学哲学产生了热情,现在来剑桥是想听听我怎么说。

阅读罗素的著作,后来证明是维特根斯坦生命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虽然随后两年继续航空学的研究,但他越来越着迷于罗素讨论的问题,工程工作做得越来越无兴味。他已找到了一个能令他全神贯注的题目,就像哥哥汉斯弹钢琴时那样专注;在这个题目中,他可以指望自己作出不只值得去作的贡献,而且作出伟大的贡献。

在这么个国家里涌现出极端的革新也许并不那么吊诡：旧的东西如此明显地腐朽，新的东西必须要涌现。如罗伯特·穆齐尔的一句著名歹论所言，帝国毕竟曾是天才的家园，“这一点可能恰是其祸根”。“青年维也纳”的知识分子与其先辈的区别在于，他们认出周遭的腐朽，不肯假装世道还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相信旧的作曲系统走到头了，是勋伯格的无调性系统的基础；确认巴洛克式的建筑装饰成了无意义的空壳，是阿道夫·鲁斯拒绝装饰的基础；感觉到某些很真实和重要的东西在社会的规矩和习俗下受到了压制和否定，是弗洛伊德假定存在无意识力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