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于苦是一有、二知、三受。鲁迅先生说可怕的是使死尸自己站起来看见自己腐烂。诗人即是死尸站起来自己看见自己腐烂,且觉得自已腐烂。(诗人该有关公刮骨疗毒的劲。)此点老杜表现最充足。世人不觉自己悲哀,是幸福的。

“饱暖思淫欲”,逸居而不敬则为禽兽,即因其肉体虽有寄托而精神无寄托。其人最可怜,心死而自己不知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杜牧《阿房宫赋》)。而一个伟大的人在精有着落、没有寄托时,乃愈觉其伟大。如亚历山大( Alexander)①征服世界后之悲哀,是胜利的悲哀;霸王乌江是失败的悲哀。《西游记》中孙悟空上天堂之后说:“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第五十一回)就因无寄托。
人无“癖”不乐。
平常人之寄托多“不诚”,故不成;“诚”则能得到愉心,此所谓“涅槃”。盖即当做一件事,心不外骛,心完全着着落、寄托在所做事物上,是“诚”,即是“涅槃”。若寄托不“诚”、不“一”,在二以上则是精神分裂,精神之车裂。孟子对梁王之问曰
(襄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定于一”是静,而非寂寞—“却于无处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极图”(苏福《咏初一夜月》),“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静是如此,复杂的“一”，蕴是实,无是有。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不论派别、时代、体裁,只要其诗尚成一诗,其诗心必为寂寞心。
最会说笑话的人是最不爱笑的人。如鲁迅先生最会说笑话,而说时脸上可刮下霜来。寂寞的心看不见,可寂寞的脸看得见。最是失去母亲的小孩儿,那脸是一张寂寞的脸。小说中写寂寞者可看《现代日本小说集》加藤武雄(英文: Takeo katou)①的《乡愁》。电影贾波林( Chaplin)②的笑是惨笑,陆克( Lloyd)③是冷笑;惨笑是伤心,冷笑是讥讽。哈代( Hardy,胖)、劳瑞( Laurel,瘦)④是捣乱,不是真正滑稽。真正滑稽必须背后有一颗寂寞的心。
有一颗寂寞心,并不是事事冷漠,并不是不能写富有热情的作品。 To live a life,严子陵、陶渊明、王无功,皆能如此。德歌德( Goethe)的《法斯特》、意但丁( Dante)的《神曲》,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白居易《长恨歌》）,然此二诗乃两位大诗人晚年作品,虽西方人因精神饱满,晚年仍能写出精神饱满的作品,然其心已是一颗寂寞心了。必此寂寞心,然后可写出伟大的、热闹的作品来。

前人论诗常用“意”字—诗意、用意。今人谓“意”,与古不同,后人所用“意”皆是区别人我是非。袁枚《随园诗话》举“生时百事中,唯不最有趣。生时得不来,死后独不去”,谓之为“用意”,而究有何意?或有作项王诗者“博得美人心肯死,项王此处是英雄”(吴
伟业《戏题仕女图·虞兮》）亦用意之作,较上诗佳,尚有力,然亦不出人我是非。诗所讲“意”，应是绝对的,无是非短长。(俗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正是心服所至,是绝对的。)
意=理。世俗所谓“理”,都是区别人我是非,是相对的。相对最无标准,辩白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诗可以说理,然不可说世俗相对之理，须说绝对之理。凡最大的真实皆无是非、善恶、好坏之可言。真实与真理不同,真塞未必是真理,而真理必是真实。说理应该说此理,否则要小心。
陈氏此诗读之可令人将一切是非善恶皆放下。此诗可为诗中用意之作品的代表作。

三句“九月寒砧催木叶”言闺中,四句“十年征戍忆辽阳”言塞外,始入本意,正写愁苦,而音节如此朗畅,气象如此阔大，以视后人,一切愁苦皆被压倒，真乃天地悬隔也。诗人对人生极富同情心,而另一方面又极冷酷,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欣赏人之所不敢欣赏,须于二者(同情心、冷酷)得一调和。极不调和的东西得到调和,便是最大成功、最高艺术境界。后人作诗,不是杀人不死,便是一棍棒打死老虎。后来诗人之作品单调,便是不能于矛盾中得调和。愁苦是打击、摧残、压迫,使人志气不能发扬,而沈云卿此诗写得好。

唐读之好处有两点：(一）韵味(神韵)、韵；（二)气象。韵味有远近,气象有大小。凡一种作品文体初一发生时气象皆有阔大处。五言诗之在汉,七言诗之在唐,词之在北宋,曲之在元,皆气象阔大,虽然谈不到细致。晚唐诗每字称量而出,故不及盛唐气象。王无功由隋入唐,故其诗带点凄怆衰飒情味。鲁迅先生作品亦然,凝练结果真成一种寂寞,不但冷淡是如此,写热烈亦然,终不能阔大、发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