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可靠的途径可以使清代君主受制于法律,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法律可以让一个君主必欲惩罚的人得到保护

如果说,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置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最令他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但是我们知道,叫魂案最后得以翻案并非取决于普通官僚的一般素质,而是依赖于少数几位身居高位的大臣的作为他们敢于告诉弘历这是一桩错误的案件,根据的是虚假的供词,如不停止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我们在研究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周围尽是邪恶、他们的生命则受到隐蔽势力威胁的看法。

对妖术的看法可能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版本。皇家的版本以对满洲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对整个政体的威胁为中心,农民的版本所集中关注的则是由陌生外人引起、因灵魂丢失而造成的突发与随机的死亡。

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表达( expression),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社会角色及生活经历。从这一角度来看,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像叫魂案这样一桩政治罪所造成的最大冲击,就在于它动摇了官僚们用以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

伴随规则而来的是可预期性和标准化。同时,规则也限制了运用规则的人们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规则起到了使人们的身份地位极大地趋于平等的作用:那些运用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的人同那些受规则支配的人一样会受到规则的制约。

常规奏折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对普通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与躯体之间的脆弱联接;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则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

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恐惧本来就是根深蒂固的。

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它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了我们手中时,却又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断,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
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令人生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