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oulli的基本贡献是大家所熟知而不容争辩的事实,即人们在满足其次要的欲望以前,急于满足更迫切的欲望,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更能满足他的望。但是, Bernoulli从这些明明白白的事情推论出来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他发展一套数学理论,认为满足的增加量随着一个人的全部财富的增多而逸减他的说法是对于一个有5000金币( ducats)收入的人而言,一枚金币极可能不会比半枚金币对于一个只有2500金币收入的人更为重要,这个说法简直是奇想。各人对于事物的估值,千差百异,彼此之间除用武断的方法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做比较。

第三章经济学以及对理知的反叛83

种族的多逻辑论

如同我们的文明之适于我们的心。我们不能了解,我们所说的落后对于他们并不是落后。就他们的逻辑观点来看,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进步主义更好,因
为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要如此才是满意的安排。
这些种族学家,在其强调“价值判断的表示,不是一位历史家的事情(种族学家也是历史家)”的时候,他们是对的。至于他们认为,其他种族的行为动机不同于白种人,那就完全错误了。亚洲人、非洲人之为生存奋斗,以及利用理知作为最主要的奋斗手段,并不逊于欧洲人。他们曾努力于解除野兽和疾病的侵袭、防止饥荒、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这些努力中,他们不及白种人成功,这是事实。这可从他们之汲汲于从西方的成就中以谋利得到证明。假若被疾病所折磨的蒙古人或非洲人,因为他们的心态或人生观,使他们相信吃苦优于痛
苦的解除,因而拒绝欧洲医生的诊治,那么,这些种族学家所说的才是对的印度的甘地( Mahatma gandhi)在接受现代医术割治盲肠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的整套哲学。

二、从逻辑学驳斥多逻辑论

马克思的多逻辑论宣称:人心的逻辑结构随着社会阶级之不同而不同种族多逻辑论与马克思的多逻辑论的差别,只在于认为每个种族各有一个特殊的人心逻辑结构,某一种族的全体分子,不管他们所属的阶级,都具有同一的特殊逻辑结构。

这些学说所使用的“社会阶级”和“种族”,其概念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无须追究。这里也无须质问马克思,如果一个无产阶级者成功地升到资产阶级,那么,他将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把他的无产阶级的心变成资产阶级的心。

这里也无须要求种族主义者来说明,如果某些人不属于纯粹的种族,而是杂种的混血儿,他们的逻辑将是怎样。关于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严肃的问难可提出。
马克思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任何其他牌头的多逻辑论者,只是宣称人心的逻辑结构随着阶级或种族或国邦之不同而不同,而没有更进一步讲什么。他们从未确切地说明,无产阶级的逻辑与资产阶级的逻辑有何不同,或者Aryan种族的逻辑与非 Aryan种族的逻辑有何不同,或者德国人的逻辑与法国人或英国人的逻辑有何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是假的,因为李嘉图是个资产阶级者。德国的种族主义者骂这个理论,因为李嘉图是一个犹太人;德国国家主义者骂这个理论,因为李嘉图是一个英国人。有些德国的教授们则合并这三个理由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但是,以指摘立论者的背景来反对其理论,这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

凡是想描述安乐乡的情况,或天使生活的尝试,其结果总是陷于矛盾。凡是有所需要的地方,就是有缺陷、而非至善至美的地方;凡是有障碍要克服的地方,就是有挫折和失望的地方。
在哲学家已经丢掉了“绝对”( the absolute)这个概念以后,乌托邦的改革家们又把它捡起来。他编织一些至善至美的梦境。他们不了解国邦这个强迫和镇压性的社会建构,是为对付人性的缺陷而存在的,因而他们也不了解,
国邦的基本功用是为保护大多数人免于少数人某些行为的伤害而惩罚那少数人。如果人都是“完善”的,那就用不着任何强迫和镇压。但是,乌托邦的改革家们没有注意到人性及人生的一些不可变的条件。葛德文( Godwin)以为在私有财产废除以后,人就可成为不腐朽的。傅立叶( Charles fourier)更是胡说八道地说到充溢着柠檬汁而非盐水的海洋。如马克思的经济制度则轻易地无视物质的生产要素之稀少这个事实,托洛茨基则宣称,在无产阶级的天国里面,“一般人的人格将会升华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水准。在这个水准以上,还有新的高峰突起”。
现在,最流行的幻想是安定与安全。后面我们将要检讨这些时髦口号。

经济学对于有权力的人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挑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的话,你就不可能懂得经济思想史。一位经济学家决不是独裁者和政治煽动家所喜欢的人物。对于他们而言,经济学家总是损害的制造者,他们在内里愈是相信经济学家的反对是有根据的,他们就愈恨他。

面对所有这些狂乱的激动,最好是确认一个事实,即:所有行为学的和经济学的推理的出发点,也即人的行为的元范,经得起任何批评和反对。人总是有意地要达成所选择的某些目的;任何历史的或经验的考究,都不能发现这个命题有何毛病。

关于“无理性”、“人的心灵深不可测”、“生活现象的自生自发”、“自动”“反射”以及“向性”( tropisms)等等说辞,都不能使下面这个命题失效,即:人总是为实现他的愿望而利用他的理智的。

行为学的范围,限之于对人的行为元范之说明。关于行为学一切定理的推演所需要的,只是关于人的行为之本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因为我们是人;人,除非他因病理的关系,变成了植物性的存在,决不会缺少这种知识。为要了解这些定理,无须特别经验;对于一个不会先验地知道什么是人的行为的“人”,经验也不能叫他了解这些定理,不管经验如何丰富。认知这些定理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对于行为元范的固有知识之逻辑分析。我们必须反省,并想到人的行为之结构。行为学的知识,同逻辑和数学一样,是我们所固有的,而不是外来的。

一切历史事件,尽管都是独特的、不可重演的,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是人的行为。历史是把它们当作人的行为来了解;历史利用行为学的知识这一工具来想象它们的意义,同时也由观察它们的个别性和独特性,来了解它们的意义。值得写成历史的,总是一些有关的人所赋予的意义:他们对于他们所想变动的那些事情赋予的意义,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行动赋予的意义,以及他们对于他们的行动所引起的后果赋予的意义。

历史对于无穷而复杂的事件之安排与分类,是按照它们的意义来作的历史要把它所处理的那些对象—人物、观念、法制、社会组织、以及人为的一切——处理得有条不紊,应遵守的唯一原则就是意义的类同( meaning affinity)。按照意义的类同,历史才可把那些繁杂的要素纳之于一些观念的
类型( idea types)。

六、人的行为的个性和变动性

人的行为的内容,也即,所要达成的一些目的以及为达成这些目的而采用的一些手段,是决定于每一行为人的品质。个人是动物学上一长串演化过程的产物,在这演化过程中,他承袭了生理上的遗传。他,生而为其祖先的后裔,祖先们所有的经验,是他所继承的生物学上的遗产。当他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进到这个广大的世界,而只是投入一个有限的环境。先天遗传的品质以及后天生活的影响,使一个人成为他那样而终生如此。这就是他的命运。就“自由”一词在玄学上的意义来讲,他的意志是不“自由”的。他的意志决定于他的背景以及他自己和其祖先们所受到的一切外来影响。
遗传与环境,支配一个人的行为。它们为他提示目的与手段。他不单是作为一个抽象观念的人而生活;而是作为他的家庭、他的种族、他的民族、以及他的同辈中的一个人而生活;作为他的国邦之一公民;作为某一社团的一个会员;作为某一职业的一个从业员;作为某一宗教的、玄学的、哲学的、以及政治的思想的一个信仰者;作为许多党争和论战的一个参与者。他自己并不创造他的思想和价值标准,而是从别人方面借来。他的意理( ideology)是他的环
境所教的。只有极少数人具有创造力,能够提出崭新的、原始的思想,能够向
传统的信念和教条挑战。
平凡的人不会思考大的问题。关于大的问题,他只信赖他人的权威,他按
照老好人的榜样好好做人,他像羊群中的一头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惰性使一个人成为平凡的人。但是平凡人也是要作选择的。他选择了传统的模式或别人所用的模式,因为他深信这样做是最适于达成他自己的福利。而且他也会改变他的意理,因而改变他的行为方式,当他深信这样做会更有利于自己的时候。

行为学是问:行为中发生什么?如果说“在那时那地、此时此地、或任时地,有一个人在行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他选择某一事物,舍弃另一事物,其结果是什么?
选择行为总是在当前几种不同的情况中作一决定。人,决不会在善与恶之间选择,他只在我们基于一个适用的观点而名之曰善的或恶的两种行为方式之间,加以选择而已。一个人决不会在“金”与“铁”之间选择,而只是在一定量的金与一定量的铁之间选择。

每一个行为,严格地被它的一些直接后果所限。如果我们想达到正确的结论,最要紧的是注意这些限制。
人生是由一个一个单独的行为不断地连续起来。但是,各个行为决不是孤立的。多个行为连结起来成为一个较高层次的行为,以之达成一个较远的目标。每个行为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一个远大行为当中的部分行为,是在
完成那个远大行为所预期的目标之一部分;另一方面,就它自己这部分所要完成的行为来讲,它本身就是全部,而非部分至于明白显现出来的,是那个较远大的行为,还是只在于达成直接目标的一部分行为,那就决定于行为人当时所要完成的那个设计的范围。行为学不必提出形态心理学( gestaltpsychologic)所提出的那样的一些问题。大事业的
完成,总得从部分工作做起。一个大教堂当然不同于许多石块连结在一起但是,建筑一个大教堂的唯一程序,却是一个石块砌上一个石块。就这位工程师讲,他的全部计划是这个大教堂;就泥水匠讲,是那一面墙;就砌石的工人讲,只是那些石块。完成大事业的唯一方法,但从基本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做起,这是行为学所重视的一个事实。

总归是行为,也即,为达到目的而采用手段。魔术,在较广的意义下,是技术的一种。驱邪赶鬼是一个有意的、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这种行为之基础的那个世界观,我们现代人大都斥之为迷信,所以被认为不适当的。但是,行为这个概念并不意含行为是由一个正确的理论和一个可成功的技术所指导,也不意含行为会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它只意味着,行为者本人相信他所采用的手段将可达成所想达成的结果。

所有的人—任何民族、任何邦国、任何年龄的人—心灵的逻辑结构都是相同的。人种学或历史都找不出与这个断言相冲突的事实来。

人的行为学所必须处理的经验,总是一些复杂现象的经验。
人的行为不能在实验室里做试验。我们决不能做到使其他一切情事保持不变而只观察一个因素的变动。历史经验,也即一些复杂现象的经验,绝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为我们提供一些经过了隔离的试验的“事实”。历史经验所传达的消息不能用来作为理论建构的材料,也不能作为预测将来的根据。每个历史经验都会有种种解释,而且事实上是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解释它。所以实证论以及各派玄学的一些基设( postulates)都是幻想。想以物理或其他自然科学作楷模来改良人的行为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方法
可以建立一套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事象的归纳理论。自然科学靠实验室的经验来肯定或否定一个假设,历史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证明或反驳任何陈述。
在历史的领域内,对于一般性的命题既不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它是对的,也不可能用实验来证明它是错的
在生产过程中,由许多因果关系错综交织而形成的一些复杂现象,不能考验任何理论。相反地,这样的一些现象只有用一些从其他的出发点预先发展出来的理论来解释才可了解。就自然现象来讲,对于一个事象的解释,绝不可与那些已经由实验充分证实了的理论不合。

就历史的事象讲,就没有这样的限制。注释历史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来些十分武断的解释。

凡是有些事物需要解释的场所,人的心灵很容易特为这些事物捏造些不合逻辑的理论。


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有一个限制,是由人的行为学所提供的,这个限制类似那些实验过的理论对于自然科学者所加的限制:自然科学者不可以解释或阐释“个别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理的事象。人的行为学是一门理论的和系统的科学,而不是历史学。它的范围就是人的行为本身,至于与实际行为有关的一切环境,经常的、偶然的、个别的,一概不管。行为学的知识是纯形式的一般地,而不涉及实质的内容和个别的情况。

行为学,同人的行为的历史学一样,是处理有目的的人的行为。如果它谈到“目的”它所指的就是行为人所企图的目的。如果它说到“意义”,它是指的行为人对其行为所赋予的意义。
行为学和历史都是人心的显现,因此它们都受限于人类的心智能力。关于绝对的和客观的心灵的意向,关于在事物的趋势中和历史的演化中固有的客观意义,以及关于上帝或自然或世界精神( weltgeist)或天数( manifest。desting)在宇宙和人事的统制中所想实现的东西,行为学和历史并不假装知
道什么。它们与所谓历史哲学没有相同的地方。它们不像黑格尔(Hege)、孔德( Comte)、马克思(Max)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那样,自以为是启示生命和历史的“真正的、客观的和绝对的”意义。

植物人

有些哲学劝告人们完全放弃一切作为,以实现人生的最高境界。它们把生活看作一个绝对的祸害,充满着烦恼、痛苦和灾难;它们明白地否认任何有目的的努力会使生活变得可忍受。要得到快乐,只有靠意识、意愿、和生命的完全消灭。走上至福和解放的唯一途径,就是变得完全消极、不在乎、像植物那样不动作。至善的境界就是不思想、不行为。
这是印度哲学,尤其是佛教以及叔本华( Schopenhauer)哲学的精义。行为学不评论它们。关于一切价值判断和最后目的的选择,行为学是中立的它的任务不是赞成或反对,而是陈述。
行为学的主题,是人的行为。它所研究的是行为人,而不是变成了一个植物而无所作为的人

行为不单是表示偏好。人在无可如何或以为无可如何的情势下,也会表示偏好。一个人常会喜欢阳光而不喜欢下雨,因而希望太阳驱散阴霾。这种情势下只怀抱希望的他,并不积极地去干涉事物的进程和他自己的命运造化。但是,行为人却是在选择、决定,和企图达到一个目的的。对于两件不能兼而有之的事物,他取其一而舍其他。所以,行为总是一方面取,一方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