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就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代表着权威的专业评委可以把短信得票数高的观众所喜欢的选手送上PK台,而代表着平民意志的观众短信选票也可以把被评委看好的选手送上PK台。最终的决定权在所谓的“大众评审团”手中,而其表面上也是代表着部分民众意志的团体代表。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权力的制衡,而且我们看到了作为“传统权力”的专业评审在这里完全占不到任何优势,甚至因为与其形成分立的另一面是广大的民众,阶级意志在平民意志面前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退让和妥协。从比赛后阶段各评委的相继退出,就可以看出这种“制衡斗争”的激烈程度。

虽然从议程控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分立与制衡”也许并没有演绎成完全民主的民众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因为广受身份置疑和争议的“大众评审团”,其实随着比赛的发展,已经被官方(商家)权力所操纵。“制衡”的结果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众的最终胜利,顶多因为场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而让大部分获得直接利益的观众欢欣鼓舞。这从商业操纵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我们以一种和过去相比较的眼光来看,这其实也
可以算是大众文化生活中的“群众利益最大化”。很多刚刚过去的选秀结果已经让我们看到,“超女”冠军也好,“好男儿”三甲也罢,最终的名次胜负早已失去了意义。李宇春虽然以绝对的票数优势获得了2005年《超级女声》的冠军,但是周笔畅、张靓颖以及其他一些甚至没有进入总决赛的超女们,都一样拥有广大的粉丝群,有唱片公司与其签约,有各种产品找其代言等,她们的发展并没有因为比赛名次而表现出绝对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