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克指出,任何一套社会关系都要求有一套相应的意义,任何一套意义都必须由一个社会群体或群体组织在社会关系内部生产。支配着社会关系的那些人也支配着支撑他们的意义的生产: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而,挑战意义及有权力制造这些意义的社会群体不是一种逃避行为。符号权力不仅仅是“真实”权力的象征或其被许可的代替品。它的作用不限于对抵制性主体性的建构,还包括对相关性、文化工业生产与日常生活经验间的这种相互联系的协商方式的建构。其制造意义和相关性的结果和动机是符号的快乐——文本带来的快乐——的一种形式。这些意义是这种权力——快乐穿越布迪厄所就揭示的文本与日常生活间边界的适当方式。这种对边界的拒认意味着:文本中的符号权力在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层面可转化为社会权力。

“粉丝”们热情制造不符合语言规范的流行语言符号,它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从官方的、正确的语言出发,在“粉丝”和网民们的自说自话或者“网言网语”中,可以分明地看到很多对正规语言的“故意误用”。制造这些语言符号的快感是双重的,第一重快感在于,玩弄不同语言用法就像是玩弄阶级与社会差异的一个缩影,抵抗有权力制造语言规范的社会群体,形成使用“不规范语言”的群体,是一种“示威”式的快感。第二重快感是“生产者式”的快感:流行符号召唤“生产者式”的阅读,人们在找寻并理解符号的意义的过程中获得快感,并且,当人们从相互撞击的话语中取得适合于自己的语意时,将获得更大的快感。

“超女”遴选进程中所展示的大众美学趣味,也向故步自封的知识精英主义发出了警告。“平常的姿色调的歌唱、粗陋的表演、笨拙的主持人对白,人们对这些反智性事物已经视而不见,取代之的是亲自参与偶像(呕像)制造的巨大快感,它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在全国传播,最结演化成了一场青春期文化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