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讀完全書,我們同時感覺到,這一種樂觀的主題,與我們熟知的歷史事實,是沒有什麼連貫關係的。我們對抗日本的持久戰争,果真產生了像小說裹所說的催化和復興的作用麼?自對日宣戰,經過了初期的爱國熱忱流露後,中國人民,不論是身居内地或者淪陷區,吃盡了苦頭,都在那默默等待戰區以外的有利發展,將他們從敵人的桎梏中解救出來。因貧窮的煎熬,他們逐漸陷入失望的境地,如果不是完全絕望境地的話。他們對那些過去幫助中國人民渡過種種歷史難關的精神價値,完全陌生了。他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苦惱股腦兒推到無能而又貪污的政府身上去。而且,有時他們明知這樣做會後悔莫及的,也甘心接受共產宣傳的欺騙。這種對於共產主義的姑微,不管當時情勢多麼迫切,人民如何愚昧無知,都充份說明了中國人民對錢默吟所代表的那種中國文化已失去了信心。當然,戰争的嚴重後果——即使在戰時,迹象已很明顯是民生的極端疲憊,不僅在物質上,在心理上亦然。中國傳統精神的衰微,終於造成了共產主義的崛興,征服了整個大陸然而,老舍是如此忘不了日本的侵略,以及漢奸走狗的罪惡天竟完全忽了這一現實;結果全部小說的道德氣氛變得過份樂觀和不眞實。

很顯然地老舍一直沒有從愛國主義宣傳的麻醉中淸醒
過來。「四世同堂」的「景」是狹隘的爱國主義(在結尾的時候,還稍稍滲進了一點自由國際主義的色彩),使我們不得不懷疑,有什麼東西使作者動了這麼大的興緻,一步一步的去追溯幾個家庭的興衰存亡,有關北平背景所作的横斷面描繪,以及對於北平陷區的深入研究?

他所要描寫的,不過是正義和投機取巧的對立,英勇和怯懦的衝突,以及大無畏精神和邪惡之間的争而已。在表現這些課題時,老舍是很傅統的,因鵀他這種善惡二分法,是植根於中國通俗文學和戲劇的。不過在一本真正的小說內,任何道德上的真理,應當像初次遇見的問題那樣來處理,讓其在特定的環境中,依其邏輯發展。

我們在读「惶惑」「生」和「饑荒」時,愈來愈書中懲罰罪惡原則的機械運用,那些漢奸和壞蛋們所遭遇的天外横禍或者暴斃等等感到尷尬。這樣一種幼稚的爱國心以及憎恨罪惡的表現,使小說讀來毫無眞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