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感時憂國」論還可以與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國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論相提並論。21乍看之下,這也許有點匪夷所思,因為兩者的理念基礎極不相同。對詹明信和他的從者而言,第三世界的文學由於歷史情境的因素,傾向凸顯敘述(narration)與國家(nation)間的「不自然」關係。此一關係在文學表達上引生一種寓言的向度,而與第一世界的文學遙遙相對。第一世界的文學標榜形式與意義相輔相成的象徵(symbolic)關係·象徵望似渾然天成,卻總已暗藏霸權的底蘊比起第一世界文學,「國族寓言」式的文學也許看來粗糙,但此一形式特徵在在點出其久被壓抑的政治、文化潛意識,公丶私領域皆然。

詹明信的理論自謂基進,其實也洩漏了再現論的迷思。比諸夏志清的「感時憂國」論,並未見有真正突破。更弔詭的,夏視之為感時憂國論的缺點。如筆鋒粗糙、缺乏「象徵」密度很可成為詹明信「國族寓言論歌之頌之的對象·兩人對魯迅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的解讀,恰恰可見端倪。

夏應會同意中國現代小說含有一種「國族寓言式」衝動,此衝動督促作者與讀者發洩他們政治欲望與敘事力量·但夏也應會強調國家文學必須包容别具心思的作者
不僅是那些刻意與「國族寓言」式文學唱反調作者,更及於那些對各種明火執杖的政治議題漠然無視的作者。在操作實際批評時,夏顯示沒有任何一種文學理論可以總括(文學)歷史的種種變數。以「寓言來看待一個國家文學,不論定義如何,終難免畫地自限之虜·國族的想像不必總與歷史情境發生一目了然的連鎖。夏的優勢在於儘管他抱持(保守的)新批評與李維斯主義,他畢竟尊重文學實踐過程裡,「始」料未及·多元創造的可能。他顯然相信一個不肯從眾拒為「寓言的作者,有時反更能表達一個社會被壓抑的政治潛意識。職是,張愛玲或沈從文,而非魯迅或巴金反而更能寫出中國民族面對歷史變盪時的希望與悵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