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相信我们。而我们会否认一切，包括你们。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剑桥大学教授戈登( Robert gordon)在菜维那里看到一
种基于“平凡美德”(ordinary virtues)的伦理。莱维作品中的平凡美德大多是人的基本存活所需要的:谨慎小心、急智机灵、运用常识和动手能力、见机行事、不死板、善交朋友、长记性。在莱维那里，不以牙还牙不是因为有神的教诲，被人打了一边脸，再把另一边脸送上去，而是当囚犯就必须要避免吃眼前亏,这才不至于小不忍而乱大谋。交朋友也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友情看成最高的德性,而是因为遇到事情需要有个帮手。在人类世界经受了地狱之火以后,人对自己的软弱和人性缺陷有了惨痛的认识,变得谦卑而现实,却能怀着羞耻心,拒绝就此堕落下去。
在莱维的作品中有一种产生于奥斯维辛却适用于后奥斯维辛,产生于极权却适用于后极权的伦理价值。

埃默里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在一个坐标系中能够实现最广度的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圈子必然由人文学者和哲学家组成。他的审美意识得到良好的发展。在情趣和天分上,他被抽象思维所吸引”(143)。按照这个标准,尽管大多数律师、医生、工程师甚至语言学家或人文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力水平,但都称不上是知识分子。
莱维认为埃默里的知识分子定义过于苛刻,他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知识分子有着活生生的文化,而他们的见证正是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

为了避免与这类强辩之词纠缠,莱维从来不用“某某人,你为什么不忏悔”这样的语气讨论羞耻心和罪恶感的问题,也经常用“德国人”而不是“纳粹”来称呼集中营的管理者。这种低调和理性反倒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使不少曾经与德国人合作的人们多少感觉到自己对一些事件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们的这种感受是来自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否定,而不是由于莱维对他们做了什么道德指责。

只有在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一切都结束”时,羞耻和罪恶感才开始咬噬人的良心,这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那个吃人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