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因为保持沉默或者服从权力而可能伤害到的人感到同情,并不需要特别的天资或圣洁的美德。然而,不理会道德想象的倾向同样普遍—人们往往会使自己远离自身行为造成的后果,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来将其正当化,把我们造成的伤害的责任推卸给处于指挥链上级或下级的人。在一个不讲人情的巨大力量统治的世界里,因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当个人陷入需要妥协的情况,几乎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不仅仅是因为困境非常极端,也许更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指责那些当有悖良知的事情发生在眼前却没能鼓起勇气的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士兵或“二战”中服从命令的人很容易。然而难得多的是,承认甚至意识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习惯于通过把有悖良心的非正义事件归咎于体制、境遇或者上级来避免做出让我们不舒服的选择,或者我们多么不习惯于问一间,我们的被动和默许可能在纵容有悖良心的事以我们的名义进行上扮演着什么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