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格拉姆观察:“在发令者和电击受害者的后果之间设置的任何力量或事件都会减轻志愿者的负担,从而减低违抗命令的几率。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与可能由我们助力的最终破坏性行为之间往往存在其他人。”
这就是现代官僚体制的本质,鲍曼警告道:制定罪恶政策的高层官员把责任转嫁给下属,不需要亲眼看到残忍的后果;而执行这些决策的下属有理由告诉自己他们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因此可以专注完成分摊到的任务。由此,责任就变得“无从追究”,一群得体,甚至善良的成年人就这样变得可以从事泯灭良
知的恶行而不会因此失去哪怕一秒钟的睡眠。
这个理论让人心里相当难受。但它的前提也许没那么冷酷,即个人之所以服从非正义的法律和命令,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能够避免让他们经受亲眼目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的痛苦”16,鲍曼这么解释道。换言之,非人道行为未必是由故意的侵犯或憎恨的想法导致的,而时常是由拒绝和距离产生的。鲍曼说:“米尔格拉姆的发现里最引入注目的一点也许是人们对残忍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和受害者的接近程度成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