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日本精神药剂学家这样形容各类型药物如何与不同的文化叙事相辅相成抑或背道而驰：

“日本的文化系统更加谦卑且彼此合作一人们更多地协作在一起。在此背景下,安非他命的问题要比苯二氮卓类药物( Benzodiazepines)严重得多;我们对改变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美国人,也更敏感于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夸张行为。镇静类药物在日本人眼中就比较没有问题……日本人宁可选择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刺激的药物,比如,百忧解。”

“一个文化里被视作人格增强的东西,在另一个文化里可能就是病态甚至带着挑衅味道的。科迈尔点评道,“这种事情,百忧解就可能造成那种以美国推销员一般典型的外向、爱热闹和强势性格在日本只会被看作失礼、粗鲁,行为举止粗放欠考虑。”

正如洛克表明的,一个文化所认定的病态通常就是它所宣扬的价值观的反面。

正如科迈尔所记录下来的,这是一个常常以感伤忧郁的状态为理想、可羡的文化。

深深的悲伤感觉常常在电视剧、电影和流行歌曲当中被敬仰尊崇。科迈尔注意到的是,yuts(忧郁)以及其他形态的感伤、悲哀,被人们认为是by”就是说,艰难困苦能塑造一个人的品格。

那些会被我们病理化的感受,在日本常常被认为是道德意义的来源或者是自我认知的感受。他与其他学者都把这种对痛苦的崇敬联系到佛教的信仰上：

后者始终认为,相比于转瞬即逝的欢乐,苦难才是人生体验中更加长久不变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