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两代以来,西方心理学家和精神医学家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对心理疾病的生物医学取向观念。他们的论点就是,生物医学观念能够减少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污名化。就连病人和家属的声援组织,如美国的NAM( National Alliance for the Mentally IⅢ,全国精神疾患同盟会)和英国心理健康慈善机构SANE都一直持续地提倡这个观念:精神和心理疾病应该和生理疾病等同看待,应该被视为“大脑的疾病”。
看起来问题就在于,对于类似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的生物化学和遗传角度的解释其实携带着一种潜在的假设:比起被生活事件伤害的大脑,由生物化学失衡或遗传变异所导致的故障大脑坏得更加永久、彻底,更加不正常。“遗传学的理论可能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起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杰森·施尼特科尔( Jason Schnittker)写道,“它们一方面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心理疾病没有个人原因,病程也不可控,病势只会越来越顽固。另一方面,遗传论会夸大心理疾病的危险程度,就这个而言,(他们暗示说)精神病患者就算已经就医了也仍然有暴力的风险……遗传论让病人比实际上看起来更加“高风险且有威胁性。”
这正说明了这种说法是多么令人反感,多么抹杀人性。当我们坠入情网,妒火中烧,与孩子玩耍时兴高采烈,或是体验到宗教性的狂喜时,我们不会用幸运的或不幸的大脑化学合成来形容自己的体验。
可是,我们却不停地说这种大脑化学的理论对减少心理疾病患者的羞耻感有用。把一个人全部的看法和信念简单化为“就是化学失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感到耻辱的?这正是一种常常把患病的人推到群体之外的理论,让那些继续留在社会群体众的人,就像梅塔观察到的,视病人几近为“另一个物种”。
这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一旦人们相信心理疾病的症状不是个体的选择,也不是超自然的力量作祟,那么患疾病的人就能免于被责难。这种大脑疾病的论述会减少公众将心理疾病归罪于个体的生活选择或脆弱的人格个性。此外,人们也比较不会把恢复之艰难与病人缺乏意志或动力关联起来。通过怪罪基因和大脑的生物化学失衡,个体就能逃脱被污名化的可能。
论文作者总结道,“在公众当中宣传疾病的生化概念并不能促使人们减少对心理疾病患者的疏远”。
看起来问题就在于,对于类似精神分裂症这种疾病的生物化学和遗传角度的解释其实携带着一种潜在的假设:比起被生活事件伤害的大脑,由生物化学失衡或遗传变异所导致的故障大脑坏得更加永久、彻底,更加不正常。“遗传学的理论可能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起作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杰森·施尼特科尔( Jason Schnittker)写道,“它们一方面推崇这样一种观点:心理疾病没有个人原因,病程也不可控,病势只会越来越顽固。另一方面,遗传论会夸大心理疾病的危险程度,就这个而言,(他们暗示说)精神病患者就算已经就医了也仍然有暴力的风险……遗传论让病人比实际上看起来更加“高风险且有威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