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世界上处于中等收入经济赶超阶段的经济体有三种可能的发展路径：第一，平稳衔接步入发达阶段，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成功处理转轨路径和各项关系，沿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路径平稳步入下一个经济增长阶段，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步入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历程大体如此；第二，技术发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在经济赶超过程中一度没有处理好路径选择和关系协调而出现危机因素，但其在技术方面大举自主研发取得成果，从而拉动整个产业链发展，推动整个经济体GDP增长，进而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例如，以色列的增长历程；第三，动荡混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经济体也可能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没能处理好转轨路径选择和生产关系协调，从而出现了可能由早期历史遗留下来的制度（阿西莫格鲁等，2001）、语言民族多样化制约（阿莱西纳等，2004）、政治动荡（罗德里格斯等，2001）、发展战略选择失误（林毅夫等，1994）及不当的中等收入阶段福利赶超等因素，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扭曲，从而落入某种“陷阱”状态，例如，拉美一批经济体的发展轨迹。

201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数据显示，非洲国家布隆迪的人均GNI仅为260美元，是全球有统计数据显示的经济体中人均GNI的最低值，而北欧国家挪威作为同一年度全球范围内人均GNI最高值的拥有者，其人均GNI高达102700美元。与此同时，巴西的人均GNI为11690美元，大致处于全球经济体的中间水平，但其基尼系数却是全球范围内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早就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2013年已高达0.498。

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最大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悠久历史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形成对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实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发展中难逃民粹主义思潮等的惯性轨迹——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从城镇化水平线索下的研究也能够得到印证。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