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就想象到:同事听完我的话,走到窗旁,不言语,想了想,转身向着我,竭力不让我在他脸上看出真实的情况。他用冷淡的声音说道:“我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我还是劝你辞了工作…”这就丧失了最后的希望。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竭力向对方表明,我们的交情极好,彼此相见十分高兴。我请他坐在椅上,他也请我坐下,然后两人小心地碰碰对方的衣服,摸摸衣服上的纽扣,好像我们在彼此试探,生怕烫了手指似的。我们虽然没说什么可笑的话,却都在那里笑着。就坐以后,我们又都俯下头去,开始轻轻地说起话来。无论我们心里面彼此怎样不对付我们不得不在自己的谈话里用上中国式的客气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在下已经荣幸地奉告”等语,要是谁说了什么笑话,既使并不好笑,也不能不哈哈地笑着。同事说完一件事情以后,倏地立起身来,朝着我的文稿挥了挥帽儿,便告别了。又须握手,言笑着。我送他到前厅,帮他穿上大衣,可是他一定要拒绝这种高尚的礼节。随后叶郭尔开了门,同事请我止步,说怕我着凉,而我一定要做出那种准备送他到街上的姿态。后来我回到自己书房里,脸上还在继续微笑着,大概是因为习惯的缘故。

他的将来我想是很明显的。他这一生会准备做好几百份特别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许多枯燥的,但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多篇文章,但是却干不出什么大事来。做大事需要的是想象,发明和才能,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完全不具备这些。简单说来,他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科学的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