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过去大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每年为城市建设贡献了1.2亿数量的青壮年劳力，他们的年龄处于16岁到46岁之间，平均接受7.3年的教育（苏小和：《农民工背后的经济学风景》），“财经网”2012年8月。

[1] 统计表明，从1979年到1994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抽取了1.5万亿元人民币。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后，剪刀差的总量更是大幅度增加。同时，在国家提高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大战略下，实行了不利于农村发展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出台了《土地法》，地方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收土地，然后卖给开发商。据农业部和国土资源部统计，通过这一举措，各级政府从这些土地上获得了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

本书所揭示的图景提醒我注意：在这个看似繁华的时代景观背后，有一个卑微的群体依然在艰难挣扎，他们以农民的身份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底色。本书所显示的基本立场唤醒了我内心的隐秘：对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流浪者来说，我不能因为自己已在城市立足、自己从事的工作与乡村无关，就在生活的惯性中，忘记、背叛自己的出身；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我和黄灯一样，不能忘记那些与我们血脉相连、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身为农民的亲人，不能忘记那一片养育我们的土地，不能忘记与我们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系的乡亲。

尽管通过高考，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农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样植入我的生活和内心，这种真实的感受总是让我感慨：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印记尚且不能抹去一个农村贫寒家庭子女的内心沉疴，对那些出路日渐狭窄的农村孩子而言，他们又该如何面对残酷的现实？

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像我哥哥）体力透支、年近半百，已被迫从城市退回农村，继续在已经荒芜的土地劳作，收成仅够一家人糊口。当下辗转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的，是像我侄子、侄媳一样的第二代农民工。可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虽然在城市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但依然无法享受跟城市人一样的待遇。因为长时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自然也无暇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或进一步的教育，无法更新和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进入城市、融入现代文明的巨大障碍。

到198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大包干”“分田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释放了极强的活力，农民得到了一些好处、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这种政策优势带来的边际效应到90年代开始递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资源急剧向城市流动，农村的境况越来越严峻，“三农问题”成为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我哥哥作为第二代农民，恰好见证了90年代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尽管辛勤劳动，但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依然处于社会的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