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整体的命运流转不是来自某种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后，一定有更为结构性的原因。我第一代农民母亲的苦难、第二代农民（第一代农民工）哥哥的贫困、第三代农民（第二代农民工）侄子不容乐观的现状和不可预料的未来自有其特殊性，但他们的命运在中国广大的农民中却有着代表性。落实到个体，或许可以说这种命运受他们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落实到整体，我分明能够感知到宏观层面的农村政策对个体的深远影响。

相对电视、电脑、手机等单向的文化传递和信息接收，与本土文化结合的文艺形式，因为能够调动当地村民的参与热情，在团结村民、激发村民的群体归属感、唤醒他们内部的情感记忆方面，往往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功效。隘口村，近两年因为长乐镇“故事会”的传承、辐射所发生的变化，也充分说明了这点。这点点滴滴的变化，也许暂时还无法和消费主义的长驱直入相抗衡，但只要村庄的陋习能得到遏制，就是改变的开始。

有过丰富基层经验的李昌平，就明确表达“共同体”溃散后村庄所面临的挑战，“千千万万分散小农构成的乡村社会，如果没有共同体起主导作用，一定会演化成为越来越恶和污浊的社会、溃败的社会。中华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将像恶性肿瘤一样生长”。[3]隘口村前几年的情况，正如他所言，是消费主义激活传统糟粕并且主宰村庄的过程。近年来，当村民意识到风气变坏的严重后果后，积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精神能量，便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尤其是前年长乐镇的传统项目“故事会”，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助后，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已经成为村民的共识。腰鼓队的组建，广场舞的盛行，过年舞狮、舞龙习惯的回归，让村民通过文娱活动，重新过上了组织生活。很多村民因为要参加集体活动，已经不再沉湎牌桌，赌博的风气得到了遏制，谈论的话题也有了变化，久违的归宿感，给村民注入了别样的精气神。尽管年轻人参与的热情不高，但毕竟在构建新的价值观上，有了一种新的可能。而事实上，随着集体活动的增多，村民互助的精神也明显加强，村里公共设施，诸如垃圾集中处理地点的确定、道路的修建、路灯的铺设，随之跟上。

关于当下各个层面的乡村叙述，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深刻影响，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丰三村的哥哥对现状的满足、凤形村的小珍叔对生活的感叹、隘口村的二舅对时代的感恩，都从感性层面说明了这点。这些朴素的言语，表达了他们对时代变迁的真实感受，也构成了我对农村认知的一个前提。但他们对现状改观的感恩，并不意味着农村已经十全十美，恰恰相反，村庄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和城市一样，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农村基本生存问题解决后，决定其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

贺雪峰曾经提到：“农村是复杂的，这种复杂尤其是面对着我们这些被学科武装起来的所谓学者，就更加隐秘。问题是，我们这些有了一些学科知识的所谓学者却又自信，以为可以将农村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与表述，而缺少对这种研究与表述的自省。农村本身的完整结构和内在逻辑，被我们这些学者分割开来，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农村本身被切割为诸多碎片，自己不再能够说话，而我们接受了足够多已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话语和理念的学者，就可以从无灵魂的农村材料中任意选取自己需要的材料。”也正是意识到当下乡村表述的诸多陷阱，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宁愿接受无法得出结论的宿命，也不愿掩饰亲人生存的复杂、多面，掩饰乡村的多重面相，以推导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毕竟生活的边界模糊不清，现实的复杂远远高于理论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