隘口村。作为一个依傍千年古镇的村庄，传统文化顽强的辐射，始终给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活力，融于骨血的文化熏染，让村民天然形成了强大的自我认同。千百年来的经济优势，让此地的农民大多置身于贫穷落后的叙事之外，相比凤形村，隘口村具有更加强烈的不安分气质，村庄因而充满蓬勃的生机。一直到今天，隘口村都没有因为中国村庄的整体凋敝，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在于，在守住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城市文明，已深入村庄的肌理，两者的对峙和杂糅，深深作用到亲人的生存中，在此，打牌、赌博、“买码”的风气和凤形村并无二致，因为经济实力的优势，反而变本加厉。隘口村仅仅依靠传统的文化根基，已不足以阻挡消费主义病毒般的强势进入。

在二舅的观念里，要改变村上的面貌，还是要有好书记，要有不自私、敢闯敢干的带头人。在他看来，“中国几个发达的村，都要搭帮书记。有人领路，村民跟着有劲，自己发展也快一些，实际上是双赢，是名利双收的事”。到今天，二舅还坚持，如果周树堂不被对手击垮，隘口村发展到华西村的水平，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整个长乐的集体经济，在80年代初期，确实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尤其是保安设备的制造，全国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隘口村在当时的境况下，更是始终独占鳌头，二舅再次强调，“村民都富了，大家日子肯定更好过，但现在主要是村干部不好，没有人愿意真正发展，只想自己捞一点就算了”。在他心中，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显然比个别人过上好日子，更让人向往。

除了社会风气的变坏，二舅对现有的农田耕作方式也非常担心。令他惊讶的是，仅仅十几年工夫，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耕作方式就被彻底抛弃，以往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再也难觅踪影。一年两季变成了一季，插秧变成了抛秧，施肥再也不用家肥；以往的粪便是宝贝，现在却被视为农村巨大的污染源；除草也不用人工的方式，全部依赖除草剂；驱虫更严重，全部依赖效果明显的农药。 更让二舅担心和迷惑不解的，是农村一直保留下来的各类农作物的种子，现在竟然面临绝迹的危险。“现在的田都不用家粪，化肥的使用太过分，土地已经弄得越来越贫瘠。最麻烦的是，现在的黄瓜、辣椒，栽了一年，第二年就不结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