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村庄和家族的守护者、调解人，我只是担心，随着他的老去，谁愿意接下他的担子，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当产生这一角色的社会土壤缺失时，又该如何通过行政的力量，建构有效的社会组织，以应对村庄真实的需求和困境？

我突然发现，在当下农村家庭的关系中，父亲所起到的作用，从现实层面而言，其实类似于一个调解员；从精神层面而言，则是整个大家庭的定心丸。在农村基层组织削弱，但公共事务还需要直面、处理的情况下，父亲这种角色依然有存在的必要性。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说到底首先建立在依靠亲缘关系的个体家庭上。当传统的宗族形式消失、农村基层组织削弱，唯一能够依傍的，也只有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大家庭。但随着90年代乡村人口流动所致的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结构的冲击，这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到底能维系到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料。

我后来才意识到，作为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中国乡村，我们几乎赶上了教育资源相对公平的末班车。和80年代家乡对教育的向往、尊重形成对比，进入90年代，随着乡村外出人员的增加、留守儿童变成常态，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

实际上，以父亲几十年见证家乡教育的经历看，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激发他们对读书的向往，这种精神动力在乡村所承担的使命，不仅仅是给农村的孩子提供上升通道，同时还承载了一种健康、恒定的价值观，“我印象中，社会风气的变坏，就是从大学并轨不久之后开始的”。父亲的这种判断，更多来自一种对时间节点的敏感，不存在对某种表象因果关系的确认，但大学的并轨和90年代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共振。随着留守儿童的出现，辍学率随之升高，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农村孩子进城打工的热潮中，“买码”、赌博、吸毒、传销随之登陆家乡的土地，与乡村教育的衰微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如何摆脱这些蓬勃的邪恶力量，成为很多朴实、良善的父老乡亲的梦想。

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考上重点大学的可能性已越来越低。农村的师资也让人担忧，随着父亲这个年龄段的教师退休，更多的年轻老师被条件优越的地方吸走。师生关系和以前比较起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教育的信念坍塌，及时行乐、得过且过便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

但现在，这种来自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已经彻底消失，成绩足够好、家长也重视的学生，早已想办法转入县城或者其他更好的中学，更多的家长对孩子的念书放任自流，“反正是打工”已成为他们对孩子命运的基本判断。

让我感慨的是，80年代的乡村，教育方面的良性发展，越来越成为不可复制的图景。我明显感到，从大学并轨起，乡村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多改变，不但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和谐，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也日益变得冷漠。

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谈起，“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朴素的言语所包含的深明大义，意味着教育曾经深深扎根村人的心中，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在乡村的八月底，是高考、中考的获胜者请客的高峰期，我跟随父母，在喧嚣的酒席中，往往能见识到这些经由考试获得成功的孩子，扬眉吐气、器宇轩昂的表情。80年代乡村所弥漫的重视教育的氛围，确实和时代精神产生了深切的共鸣。通过教育，农村的孩子实实在在地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

伴随人员流动的一个残酷现实是，老去的叔叔们，在城里被耗尽，成为咀嚼过的甘蔗渣后，远方的城市并没有预留他们老去的空间，回到故乡成为最后的无奈选择。但坍塌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恶化的健康、窘迫的子女，都加剧了养老的压力，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图景，以后的日子怎样度过，依然是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的事情。

学校的老师又会怎样呢？以前，由于教师的工资归县财政直接拨款，待在县城和偏僻的山村，只要是正式老师，待遇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随着财政包干政策的实行，经济状况好的地方，老师的待遇比经济落后的地方要好很多，城里老师的工资随着公务员一次次加薪而上涨，而农村老师的工资几十年如一日，很多该给的都无法兑现，这就导致农村的老师削尖脑袋往镇上钻，镇上的老师削尖脑袋往县城钻，而县重点中学的老师又削尖脑袋往沿海发达地区钻。

尽管国家在这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每年开学时候的绿色通道，银行一年年公布增加的无息助学贷款，但这些措施就算能够解决他们每个个体的经济困难，也无法改变他们对世界的悲观看法，无法改变他们在长期艰难的处境中所形成的性格。更何况，他们大学毕业以后的前景，和来自家境好、尤其是有权有势的家庭的同龄人们比较起来，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