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把电影当作“文化工业”的首例加以分析批判。他们坚持,文化工业所产生的群众文化助长了工具理性,而进一步削弱了已经衰微的批判性的“个体意识”。他们严厉地谴责群众文化,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就是群众文化的单质性。(1如果说完整统一的“个体意识”曾经是经典电影理论经验性观众主体的积极含义,那么在阿多诺的观众理论中,这个意义上的“主体”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只是一种消极意义的“主体”,它只能在外界意识形态力量的控制之下消极被动地接受一个早已设定的位置。

新型的生产性公众领域和旧有的公众领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的多元性。不同类型的电影(如娱乐片、艺术片)是在不完全相同的生产性公众领域中生产发行和消费的。它们同旧有的文艺公众领域的关系密切程度也不相同。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在中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生产性公众领域,它们同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的联系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官养体制的影视在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转移到生产性公众领域中来。影视生产发行和观众之间的矛盾,至今还被简单化地归咎于老百姓观众的低俗趣味和大众文化的“滑坡”,而没有被当作一个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机制错位问题来研究。尽管如此,中国当今公众社会的重大变化已经使得传统的“严肃”电影远远不能符合民众参与多元的社会意义生产和交流的新要求。许多所谓的“严肃”电影和美国60年代前的经典好莱坞电影尽管在意识形态的内容上不同,其实却有着非常相似的观众机制,因此可以称之为“革命好莱坞”电影。革命好莱坞模式也要把不同背景的社会主体(由阶级、阶层、种族、年龄、性别等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构成)按照某种意识形态所理解的社会发展真理造就一个理想模式。它的意识形态模式是固定的,其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

当今对电影和大众文化的讨论已经从文艺理论的范围中转移到文化的社会体制领域中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发展。但是,这种社会文化讨论目前基本上还是在使用“市场”、“商品”、“消费者”这一类描述纯经济领域特征和运作的分析概念。这些概念和理论框架并不完全能够说明文化工业产品这种特殊的“商品”的生产流通性质和对公众生活经验的组织作用。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产品(其中包括影视)所处的特殊领域,“生产性公众领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领域。

克鲁格的电影理论强调庶民观众的能动主体作用,他把电影比喻为“建筑工地”,在建筑工地上,不同的话语交汇冲突,形成了巴尔特(R. Barthes)所说的“多重意义”。电影文本的“无可避免的多重性”使得它能“以其丰富多样的结构和魅力,为观众提供参与的机会,成为彻底开放和民主的公众空间中的一种运作范型。由于电影要求想象的介入和争辩,它成为启蒙的训练场,也成为基础广大的、自愿结合的汇集地，这种人际关系便是通向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