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曾打过一个比方,他说“理性”好比是个手脚健壮的盲人,而“欲望”则是一个双足瘫痪的明目人。这二者必须互相配合行事,缺一不可。欲望骑在理性的肩头,理性按欲望指出的方向行走。

90年代的文化讨论也产生了一些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思相议题,“大众文化讨论”便是其中之一。回顾90年代,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包括它与统治权力既顺从又反抗的特点,似乎变得更为清晰。
随着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矛盾、对立的加深,文化精英否定大众的文化价值,以文化差异来忽略和掩饰精英与大众的其他实质性冲突矛盾,变得越发不可取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文化精英们已经成为体制中人,不少正在积极扮演体制卫士和辩护人的角色。精英的在上,群众的在下,不仅仅是文化的差异,而且还与物质分配、政治权力、社会权利等等的不平等密切相关。用筒单的文化区分来掩盖其他区分的重要性,这样的区分观念在今天的中国远远不能准确地反映实质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区分。

原先的“方法论”议程本身就暗含着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迂回策略,是现实使然的“不得不如此”( necessity),而不是取决于自由意志的“我选择如此”( choice)。这是由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所决定的:谈方法比谈观念安全。长期的思想禁锢使得知识分子习惯于把“不得不如此”当成是“我选择如此”。但是,在扬州会议上,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例外状态”,于是便有了一次暂时的“畅所欲言”。80年代有
许多类似于此的,不可预测的偶然时刻,给人们带来一阵阵思想惊诧和顿悟,使人们在一些或长或短的集体清醒片刻中,摆脱自我麻痹和自我欺骗的魔咒。如今人们怀念80年代,是因为不能忘怀这样的时刻和它们释放的思想解放能量。整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作用正是在这些清醒时刻的能量积累中发生的。这样的时刻在90年代以后,几乎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