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场把责任推给社会或政府的文化运动，而这场运动至今仍有追随者。

我们不能相信晚间新闻，我们不能相信政客，能让我们过上更好生活的大学也在操纵着我们，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什么都不信，无法有效参与社会运作。社会心理学家证明，群体的信仰是影响群体表现的强大动力。当群体认为努力工作取得成就对他们自身有利时，该群体的成员就会表现得比不在该群体之内遇到类似情况的个体更好

在我们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开始相信现代美国任人唯贤的体制不是为他们而设的时候，奥巴马总统正好走入了公众眼帘。我们知道自己活得很失败，糟糕的事情司空见惯：青少年死亡讣告不直接说明死因（看上下文会知道他们死于吸毒过量），自己的女儿在小混混身上浪费青春。而贝拉克•奥巴马让我们内心最深处倍感焦虑。他是个好父亲，我们很多人却不是。他西装革履去上班，我们穿着工装裤，前提是我们得有幸找到工作。他妻子告诉我们不应该给孩子吃某些东西，我们因此恨她，不是恨她说错了，而是恨她说出了实话。

阿嬷信奉的第二个神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我们群体里很多人却在失去某种信仰。把他们和邻里维系起来、像我的爱国情怀激励我一样激励他们的纽带好像消失了。

阿嬷和阿公教导我，我们的国家处在最好最伟大的时期。这一事实成了我童年的指路明灯。每次处境艰难的时候——当我被幼年的喧嚣淹没，深陷于精神创伤时——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因为我生活的国家可以让我做出别人尚未做出的正确选择。如今我思考着自己的人生，觉得我的生活真是妙不可言——我有一个绝美、善良、聪慧的人生伴侣，我实现了儿时就梦想的收入有保障，我还有好朋友和令人激动的新鲜体验——我觉得再怎么感谢美国也不为过。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老土，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阿嬷一直信仰两个神：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美国。我也是，我熟悉的人也都是这样。

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

由于欠下一堆医药费账单，我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做SAT导师），一小时可以赚18美元，真棒。做三份工作我吃不消，所以我放弃了我最喜欢的那份——在俄亥俄州参议院的工作——因为挣得最少。我需要的是钱以及钱所提供的经济自由，而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至于后者，我告诉自己以后会得到的。

我喜欢晚上熬夜做作业，第二天早起，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自豪我能应付这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自己的未来，担心最终会像我的邻居或家人一样吸毒、酗酒、坐牢、有了孩子却没能力或不愿照顾，一想到这些我就有十足的动力。

当时我有两份兼职，还得上全日制的学，日程更加紧张了，但我不在乎。我没觉得我所承担的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我知道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么拿出行动，要么闭嘴别发牢骚。海军陆战队不仅教会我有志者事竟成，还培养了我规划未来的能力。我想去读法学院，并知道要想去最好的法学院必须成绩优秀，并在那出了名难考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表现优异。当然我也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想去读法学院，只知道米德尔敦的“富孩子”都在医生或律师家庭长大，而且我不想步家人的后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要了解的，但这一点点信息至少给我指引了方向，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整个填表过程让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对于我们是多么陌生。我高中差点毕不了业，因为我的英语1（English I）只得了D和F。而现在我自己为自己的学费买单，而且在这所全州最好的大学里门门课都得A。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掌控了命运。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但大部分毕业后选择留在哥伦布。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几年以后，我回顾自己那场有六个伴郎的婚礼，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个小镇上长大。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乡。

当我做出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决定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步入成年。我不知道如何平衡自己的支票簿，更不知道怎样填写大学助学金的表格。等我从海军陆战队回来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以及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人生。回来之后不到3个星期，我就开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上课了。

我并不是说个人能力无关紧要。能力固然有所帮助。但一旦你能意识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不知怎么把缺少努力与缺乏能力混为了一谈——你将爆发出强大的能力。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最想改变白人工人阶级的哪一点时，我都会说是“那种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所谓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就像外科医生切掉肿瘤那样把我的这种感觉给切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