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激动被忧虑所替代了，但是我提醒自己，上大学是对自己未来的一项投资。“当前，这他妈的是唯一一件值得花钱的事情了。”阿嬷也说道。她说得没错，但就在我对那些助学金表格的担心下降的时候，我的担心又有了一个新的原因：我还没有准备好。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是好的投资。为上大学欠下那么多的债，又能得到些什么呢？难道说是为了得到连续不断的宿醉以及糟糕的成绩吗？想要在大学获得好成绩的话是需要毅力的，而我自己的毅力则远远缺乏。

那个时候，我在脑海深处知道，关系到我人生未来的决定就要到了。我所有的朋友们都在计划去上大学；我能交到这些有上进心的朋友也是因为有阿嬷的影响。而当我还在上七年级的时候，我家附近的朋友们都已经在抽大麻了。阿嬷发现后，严令禁止我再和他们在一起玩。我想大部分的孩子们都会无视这样的禁令，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禁令不是我阿嬷这样的人给出的。她威胁说，如果再看到我和“黑名单”当中任何一个孩子在一起的话，她就会开着自己的车从那孩子的身上碾过去。“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的。”她低声恐吓道。

但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很快乐——我再也不害怕每天结束时的放学铃声了，我知道自己在下一个月会住在那里，而且没有人的爱情决定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正是由于有这种快乐，我才会在过去的12年当中遇到了那么多的机会。

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也是一直就想让那种闹剧停下来。我对那些争吵那些大喊大叫，甚至那些滥用的药物都不是特别在意。我仅仅是想要一个家，一个稳定的家，我想让那些陌生人离我们家远远地。

我当时想要的仅仅是和阿嬷还有那两个小孩度过那一天。我和阿嬷说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嬷并没对我说“别他妈抱怨了”，而是告诉我她也希望我可以留在家里。阿嬷很少有这样对我感同身受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种可以在周末与自己家人一起度过的工作，你就得去上大学，然后有所成就。”这就是阿嬷的睿智之处。她不仅仅是干巴巴地说、咒骂或是提出要求，而是向我展示了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周日的下午时光——而且给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大量的社会科学都证实，一个充满爱的稳定家庭能带来积极的效果。我能随便列举出十几个研究来证明，阿嬷的家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避风港湾，更给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希望。描述“适应性强的儿童”——即那些来自不稳定家庭的孩子，因为有一个慈爱的成年人提供的社会支持而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一现象的书籍浩如烟海。

我们社区有许多完整的家庭，许多人家的晚饭餐桌上都是一片祥和，许多小孩子用功学习并且坚信会实现属于自己的美国梦。我许多朋友都在米德尔敦或附近过上了成功的生活，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们并不是问题所在，而如果各位读者相信统计数据的话，这些完整家庭的孩子也有着充分乐观的前景。 我经常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感谢阿嬷，我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社区最坏的一面，而我相信正是这救了我。只要我需要，那里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总有一个深情的拥抱。可惜的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却没有。

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工人阶级都生活在挣扎之中。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我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在告别了第四只狗之后，我们的心肠也硬了。我们学会了一点，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什么太过依恋。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肯塔基州某些地区的人平均寿命才67岁，比弗吉尼亚州附近地区的足足低了15岁。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于美国其他的所有群体，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

我们在应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我们也干不长久。我们早晚会被解雇，不管是因为迟到，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然后在易趣网（eBay）上卖掉，或是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5次厕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钟。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等到成为家长的时候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学习。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糟糕。我们可能会因此对他们生气，但我们从未给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说家里的和平与安宁。就算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从家庭的不幸中挺了过来，他们也最有可能上的是离家近的大学。“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被圣母大学给录取呢，”我们这样说，“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就能受到既优质又便宜的教育。”讽刺的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说，圣母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不仅更好，而且还更便宜。

等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专家，或是哪一个领域能够解答现代美国发生在乡下人身上的问题。我们的悲歌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心理学有关，与社区有关，与文化有关，与信仰有关。

我废寝忘食地阅读有关社会政策以及有工作的穷人的书籍。其中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真正的弱势群体》（The Truly Disadvantaged）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16岁，那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能掌握其中的核心理论。随着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北上到工厂工作，那些围绕着这些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社区虽然生机勃勃，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厂们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 那些能离开的人——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的只有穷人们了。那些剩下来的人们就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区得到人脉资源或是社会支持。

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母亲的挣扎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许多家庭里面一遍遍地重演，这些家庭像我们一样，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本来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阿嬷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山区的那种贫穷，但是贫穷——就算不是金钱上的，至少是情感上的——却一直如影随形。有些事情使她的晚年生活与早年间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邻居家那个十几岁女儿的前景又如何呢？当然了，置身于那样的一种家庭生活中，她的前景肯定不太乐观。这就让我也扪心自问：我自己的前途又将是怎样呢？

正是在这样的生气之中，阿嬷展现出了自己社会政策专家的一面：“她就是个懒惰的婊子，但如果有人强迫她找份工作的话就不会这样了。”“我恨透了那帮给这些人钱让他们搬到我们社区的蠢货。”她也痛骂我们在杂货店见到的那些人：“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一生劳作的人们只能勉强度日，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能拿纳税人的钱买酒和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