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忍心告诉阿嬷我本来要说的话：说我讨厌和这些陌生人住在一起，说那些曾帮助我忍受自己生活的东西——在阿嬷家的避难，以及我姐姐的陪伴——看起来早已不复存在。于是，我让阿嬷告诉我从电话的背景音里听出来的每个人说我爱他们，然后就挂掉电话上楼看电视去了。我从未感觉到如此的孤独。

那个夏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大多是和阿嬷一起度过的。和父亲一起度过的几周并没能让我顿悟：我仍然觉得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既渴望和阿嬷住在一起，又恐怕自己的存在会破坏她晚年的安逸。所以在高一入学之前，我告诉母亲，我能跟她住在一起，但前提是我能在米德尔敦上高中，而且随时都能看望阿嬷。母亲提到在我高一之后应该转学到代顿的高中，不过我当时想那也得是一年之后，而一年之后的情况还不一定呢。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当成撒旦之子并把我送走。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新感情有多少是建立在他对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的感觉之上。我不知道，如果我在他家里当着弟弟妹妹们的面听齐柏林飞艇乐队的专辑的话，他会作何反应。这种不知道折磨着我，终于我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们在父亲的鱼塘里钓鱼、喂马、晚饭时烤牛排吃。那天晚上，我们看《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系列电影一直看到了清晨。那里没有争吵，没有大人们互相辱骂对方，没有玻璃器皿和瓷器被愤怒地扔到墙上或地上。那是一个无聊的夜晚。而这正是父亲家吸引我的地方。

当我告诉阿嬷自己打算去和父亲一起住时，阿嬷非常不高兴，其他所有人也是一样。没人能真正理解我，而我又不能说得太多。我知道，如果我把真相说出来的话，很多人都会提供自己家空余的卧室给我住，但是最终还是会听从阿嬷的要求，也就是一直和她住在一起。我也知道和阿嬷住一起的话会带来很大的愧疚，也会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和自己的母亲或是父亲一起住。肯定也会有人悄悄地跟阿嬷说她也该歇歇了，也该享受自己退休后的“金色岁月”了。那种自己是阿嬷的一个负担的感觉可不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来自很多细小的信号，来自她的低声耳语，来自她身上那种像是一件黑色衣服的疲惫。我不想要那样，所以我选择了看起来是最不糟糕的一个决定。

母亲看待世界的方式存在一个巨大的盲点。母亲之所以会让我和她一起搬到代顿，之所以看起来对我的反抗感到非常意外，以及之所以会单方面地把我介绍给一个心理医生，说明母亲根本不理解琳赛和我的生活方式。琳赛有次跟我说：“母亲就是不理解。”我刚开始时还不同意她这么说：“她当然理解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也没法改变。”这次心理医生的事情过后，我知道琳赛才是正确的。

我只把自己的感情解释了一半：说自己不想因为搬去和一个我知道早晚会离开的男人去住，而让45分钟的车程把我和我所依靠过的每个人隔开。那个心理医生显然明白了。我没有告诉她的是，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困住了。阿公已经不在人世了，而阿嬷——一个因为长期吸烟而患了肺气肿的老烟枪——看起来也虚弱疲惫得不能照看一个14岁的小男孩。我的阿姨和姨夫又添了两个小孩子。琳赛刚刚结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无处可去。我见惯了混乱和争吵、暴力、毒品以及大量的不稳定性。但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没有出路。当心理医生问到我打算怎么做时，我回答道我可能会去和父亲一起生活。她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当我走出她的办公室时，我因占用了她的时间而向她表示歉意，而且也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在指定的工作日以及周末，我们就去戒毒中心探望母亲。在肯塔基的山川之间，阿嬷和她的枪，还有母亲情感的爆发，我以为自己已经看破一切了。但是母亲的新问题让我看到了美国的瘾君子们所处的黑暗世界。

我们经常能见到阿嬷，而阿嬷也经常打听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享受那种独立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当时享受的是不给任何人造成负担的感觉，除了可能会给彼此带来负担之外。琳赛和我早已熟练掌握了应付危机的办法，我们的情感是那么的坚韧，以至于就算整个世界都失去冷静的时候，我们两个照顾起自己来也觉得非常简单。不管我们是多么地爱着母亲，当我们可以少照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要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