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穷人比其他人工作时间少的原因非常复杂，把这一问题归咎于人们的懒惰太过简单。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得到的只有兼职工作，因为世界上像阿姆科这样的公司江河日下，而他们的工作技能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

在像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勤奋。走遍这座城市，虽然这里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劳工关系无疑下降了，阿姆科（及类似公司）建立的声誉大都得以留存。

查德•贝里（Chad Berry）在《南方的移民，北方的流亡者》（Southern Migrants，Northern Exiles）一书中提到：“直到20世纪50年代，迈阿密流域雇员最多的‘四巨头’——辛辛那提的宝洁、汉密尔顿的冠军纸业、米德尔敦的阿姆科以及代顿的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它们的劳工关系都非常缓和。部分是因为它们……（雇用了）雇员的家人和朋友，而这些人都曾是移民。

联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某一地区内的工作机会减少，房产的贬值使人们陷在这里的社区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难以实现，因为市场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拥有的房产价值摆在那里，但根本没人愿花这样的钱来买。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留在原处。当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最为贫穷的。因为那些花得起钱离开的人早已选择了离开。

这种变化就是美国当今经济现状的一个征兆，即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白人孩子居住在贫困率在10%以上的社区的比例为2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现在这一比例肯定更高。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与2000年相比，2005至2009年间住在极度贫穷社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白人、土生土长、高中或大学毕业、自己拥有住房且不接受政府援助。”[12]换言之，那些不良的社区困扰的不再仅仅是城市中的那些贫民窟，不良的社区已经蔓延到了城郊。

阿嬷和阿公或许从肯塔基州走了出来，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艰难困苦中才知道，在23号国道的那头，并不是他们的希望。

但在他们物质上成功的掩盖下，是他们文化上的不安。就算阿嬷和阿公在经济上赶了上来，我也怀疑他们是否被真正地同化了。他们总是只有一只脚跨进了新生活的大门，另一只脚还停留在旧生活中。他们慢慢地交到了一些朋友，但他们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肯塔基的故乡。

不过，阿嬷和阿公相信，努力工作更为重要。他们知道，生活就是一场斗争，虽然他们那样的人成功的概率很小，但这绝不是失败的借口。“千万别像那些怂包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外婆总是跟我说，“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

在阿公和阿嬷看来，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坏，但是所有的坏人都有钱。

阿嬷曾梦想能把自己的一腔热情转化为一份儿童律师的工作——为那些沉默的群体发声。但她从未追寻过这份梦想，或许是因为她自己不知道成为一名律师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阿嬷没上过一天高中。还没达到开车的法定年龄之前，她就已经生过孩子了，还亲手把这个孩子埋了。而即使她知道应该怎样做，在那样的情况下，带着丈夫和三个孩子，是不会有人去鼓励她去学习法律或是给她这样的机会的。

正如吉米舅舅所言，他们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从某种角度看起来略感无聊，但一旦你明白不无聊的后果时，就会觉得这种无聊是多么的幸福。

那些离开肯塔基山区去谋求更好生活的人被打上了一种不寻常的烙印。乡下人有一种说法“自我膨胀得裤衩都装不下了”——用来描述那些认为自己和出身的地方比起来要高贵一些的人。当阿嬷和阿公到俄亥俄州之后很久，他们都会被家乡的人们这样称呼。那种把自己家庭抛在身后的负罪感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阿嬷和阿公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都会定期回老家看看。

某项研究显示：“移民潮并没有摧毁一个个的社区和家庭，而是把他们运到了别的地方。”在20世纪50年代的米德尔敦，阿嬷和阿公发现自己置身的环境既陌生而又熟悉。陌生是因为他们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熟悉的阿巴拉契亚山区那样的支持，而熟悉则是因为他们身边仍到处都是乡下人。

到了人生的尽头，离开杰克逊的四个与留下来的四个相比，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明显要高出许多。正如阿公在年少时就曾想到的那样，乡下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