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理是文字时代/理性时代的一般需求,往往,与其问“伦理学有什么用”,不如问“穷理是怎么来的”。理性时代人凡事要明个道理,德性重要,我们就想弄清楚德性之理。勇敢本来是天生的美德,但到孔子、孟子那里,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那里,把勇敢与知联系到一起却是自然而然之事—勇不同于鲁莽灭裂,因为勇连结于知畏知怕。若我们坚持用“有什么用”来追问伦理学,那我会说：理知是文字时代人领会世界及自我领会的一个有机部分,而种种德性必伸入理知,从而形成“理性人”的新型人格。

总之,伦理学探讨的事绪和语词本身纠缠在一起,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有些行为和心理,没有语言就不会有——就像有些战术是没有电子通讯设备就无法有的——例如辩解,说服,为万世师表的雄心,对人生意义的困惑,内疚,迫害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