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准备一死,人可以放下世俗的目标与感情的羁绊，转而耕耘内在的心田。雅克的“建设性顺从”、埃里克森的自我统整”与荣格的“个体化”( individuation),贯穿于其间的,正是这种共同的认知。

米开朗琪罗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雅克说,他在四十至五十之间休了好长一段的中年假期,但却没有提到,这段时期他是写诗去了,米开朗琪罗的十四行诗,绝大部分作于人生最后的三十年。他活到八十九瞑目的前六天还在在雕刻最后的作品《隆达尼尼圣殇》,从这件作品上，我们也可以嗅到他在风格上的变化。迈克尔·艾尔顿谈到米开朗罗的十四行诗时,对这件作品作了如下的描述：《隆达尼尼圣殇》这件作品,极其枯槁、荒凉、沉寂、而且内敛,仿佛巨人的全部力量都已经放尽,只剩下精神在嶙峋而易碎的石躯之中……圣殇的基督,嶙峋而枯槁,有如海水浸泡过的残骨,较诸《最后的审判》中那个全能的运动健将,何其遥远,又何其无异于地震中的尸骸。力量,不见了,重量,没有了
所有的技巧表现全都无关于动能。在《隆达尼尼圣殇》中,核心是静止的。

从克莱恩学派的观点来说,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基本上根植于潜意识中,是对现实的否定,是躁狂性的防卫姿态。自我的内在,存在着恨与破坏的冲动,但我们往往予以压抑或否认,人到中年,不仅予以接受,而且承认并接受死亡的不可避免,乃是中年时期发生变化的原因。雅克用“建设性顺从”一词,充分表述了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成熟而理智
的观照,将人导向宁静,这种特质尤见于艺术家的作品。

瓦扬还发现,相当多的成年人,是在过了五十岁以后,才觉得能够更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其中不乏极有创造力的个案。关于这种情形,后面还会再做讨论。倒是孩子在长时间的受教育期间,早期训练中根深蒂固的缺点往往深入其心,在必要的时候,反而很难跳脱出来。

但是,在莱文森的研究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却是可以成立的,尽管他自己并未加以强调。在西方文化中,基本上,男人是不应该安于现状的,到了某一个时候,地位、婚姻、家庭,总不能一事无成,一项成功的研究、一本新书、一幅新画、或一首新曲,总要弄点成绩出来;在这个世界上,他逼着自己去质问自己活着的价值,追求更多的东西。就算没有什么问题,也会去制造问题出来。人似乎成了一个寻找问题再去解决问题的动物。我们]仿佛被设定好了,就是要去求改变、求发展、去面对新的挑战,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注定是个马不停蹄的旅人。旅程如果有希望,走下去还有所期待;如果没有,我们便陷入沮丧。我们在心里想着,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到时候,生命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殊不知那只是一个幻想罢了。唯一的“最后解决”就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