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请品生特再度陪他度假,这次是西班牙,还是维特根斯坦付钱;品生特的母亲说这个提议“好得无法拒绝”。无疑,儿子朋友的慷慨引起了品生特父母的好奇:他们来到维特根斯坦的屋子里喝茶。这种场合下他出奇好的礼貌能起到好作用。喝茶用的是化学烧杯(“因为他觉得普通的陶杯太丑了!”),“除了有点着迷于主人的责任,
[维特根斯坦]表现很好”。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像是正经历着魏宁格描述的自我折磨和道德转变的过程—在这几个钟头里讨论他自己和讨论逻辑一样多。据罗素讲,他“在骚动的沉默中,像野兽般在我屋里踱来踱去三个小时”。有一次罗素问:“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继续踱他的步。
罗素认为他濒临精神崩溃—一“离自杀不远了,他觉得自己是个可耻的造物,浑身是罪”—并倾向于把这神经衰弱归咎于这事:“他的心智恒常绷得最紧,专注于困难到令人沮丧的东西。”他这个看法得到了一位医生的支持;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身上不时发作的晕眩以及工作能力的丧失感到非常忧虑,请了一位医生来,这位医生断言:“这全是神经的问题。”于是,尽管维特根斯坦真切地希望得到道德上的治疗,罗素坚持在身体上治疗他,建议他吃好点,出去骑骑马。奥特琳则送来了些可可。“我会记下用法,”罗素向她保证,“并想法子让W.用——但我肯定他不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