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真是非常紧急,杨绛回忆说，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叹喟:“唉,要紧人呀!”(无锡方言中“要紧人”就是养家人的意思。)因为杨绛全家大小,包括婶婶、堂妹,人口众多,都依赖杨荫杭过活。这时,杨荫杭已经发高烧发得只讲昏话了。唐须荌只得另请既是杨荫杭的老友,又是有名的中医的华实甫先生。他答应唐氏的要求“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开了一个药方。
奇迹发生了。杨荫杭死里逃生,居然挣扎过来。全家人把华实甫先生当作救命恩人,而西医却认为杨荫杭自己的体力好,在“转换期”战胜了病魔。
不过,在杨绛看来,“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的护理。那年的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对此,杨绛不无感慨地说:“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得是工厂。”生离死别,人间沧桑,不禁使杨绛产生一种世事如烟的感喟。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浑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