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尼日利亚时感到自己也被程序化了。驾驶我乘坐的飞机的,是尼日利亚飞行员。南非没有黑人做这个工作,因此我为黑人的成就倍感自豪。飞机顺利起飞,但接着就遇到了气流干扰。我们一会儿飞行在这个高度,一会儿又跌落下去。飞机颠簸着向下掉。我被自己的发现所震惊了,我发现我在暗自对自己说:“我真希望驾驶舱里有个白人。这些黑人能让我们顺利过关吗?”这完全是无意识和自发的。我根本无法相信我也被这么彻底地洗了脑。我会矢口否认,因为我为自己呼吁黑人的觉醒而颇感自豪,但在危机中,更深层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我接受了白人的定义,认为白人比黑人更优越、更称职。当然,这些黑人飞行员让飞机顺利地着了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