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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套装3卷共6册)》包括:《第1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上)》、《第1卷 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下)》、《第2卷 隋唐五代卷(上)》、《第2卷 隋唐五代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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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上)》和《第3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下)》。 是对中国佛教思想所做的综合考察和全面论述,内容自佛教传入至近代,时间跨度约两千年之久,涵盖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和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阐述并分析这些范畴、命题的演变过程,揭示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思维特征和知识取向。 全书由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三卷组成第一卷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中观学派的中道实相原理及其思维方式向涅檠佛性系统的心性学说转化的内存依据、文化背景,描述了这种转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形态:第二卷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予以重点分析和阐释,指出各宗派之间的思想联系以及矛盾差别;第三卷着重研究和阐明衰退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形态,辨析产生这些形态的文化前提,推及传统佛教思想向近代过渡和转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基于对佛教思想与懦、道两家学说关系的周密论证,既为学术界提供佛教思想研究的必备知识,又为深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套装3卷共6册)》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结项鉴定为优秀等级,鉴定专家组认为,此书“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著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研究空白”,“不仅是佛学研究领域的个重大成果,也为纠正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提供了学术典范”作为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该著凝结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使之具有立论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独创性等鲜明特点资料广博而详实,内容周全而厚重,述论严密而深刻,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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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桂明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定价:235.00元
ISBN:721406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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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1卷(汉魏两晋南北朝卷)》上下册目录: 作者的话 第一章 佛教初传时期的
知北游
2017-09-28 15:28:52 摘录
先秦各家学说代表了各自的思想方法和思维特征,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秦汉以后虽然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但是历史不会因此而遗忘了墨家、道家、名辩家等各家学说,因为它们的学说反映了该时代抽象思维和理论素养的高度。在先秦思想界,墨家(墨子以及墨子后学)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别具一格,道家(老庄系统)的反知论和直觉论性格鲜明,名辩家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方法更风味独特。这三家之学虽个性各异,但都表现出对哲学概念和命题的兴趣。秦汉以后,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多半受到严厉排斥,乃至失却承续、湮灭无闻,唯一尚能与儒家相抗衡的是道家,但它也通常以新的形式张扬自己的个性。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并使学术思想逐步转化为意识形态,虽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原则的贯彻,但是它以抛弃哲学认识论和概念分析、逻辑思维为条件,以否定多元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为代价。此后,历代帝王为了巩固一姓的统治,无不诉诸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学说,而一般民众的思维习惯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
儒家学说表面上具有很强的和合性,能够调和统一各家之学,但它的本质是封闭的、给定的、排他的,秦汉以后的儒家(汉儒、宋儒)尤其如此。为了一元化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宗法制度和血缘秩序,从孔子起就采用给定的(不容辩驳的)思维方式,其说教多使用直言判断,直接出示结论,形成格言式的、启示式的“语录”体,无须严密论证和逻辑推导。董仲舒以后的儒学,更以天意神授的形式表达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以说明王权统治的神圣性,不容许思考和怀疑,也不容许申辩或反驳。其结果,由于单一的、道德的形而下思维成为民族思维的基本形式,原本多元的概念和逻辑的形上学思维被排斥了。概而言之,独尊儒术迫使人们放弃从认识论和逻辑学角度对真理的追求,汉代神学经学绝无可能对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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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并使学术思想逐步转化为意识形态,虽然有助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原则的贯彻,但是它以抛弃哲学认识论和概念分析、逻辑思维为条件,以否定多元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为代价。此后,历代帝王为了巩固一姓的统治,无不诉诸儒家的政治思想、伦理学说,而一般民众的思维习惯也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其中。
儒家学说表面上具有很强的和合性,能够调和统一各家之学,但它的本质是封闭的、给定的、排他的,秦汉以后的儒家(汉儒、宋儒)尤其如此。为了一元化政治的需要,为了维护宗法制度和血缘秩序,从孔子起就采用给定的(不容辩驳的)思维方式,其说教多使用直言判断,直接出示结论,形成格言式的、启示式的“语录”体,无须严密论证和逻辑推导。董仲舒以后的儒学,更以天意神授的形式表达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以说明王权统治的神圣性,不容许思考和怀疑,也不容许申辩或反驳。其结果,由于单一的、道德的形而下思维成为民族思维的基本形式,原本多元的概念和逻辑的形上学思维被排斥了。概而言之,独尊儒术迫使人们放弃从认识论和逻辑学角度对真理的追求,汉代神学经学绝无可能对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