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农奴制导致阶级矛盾尖锐而爆发的，所以我们以往很少从宗教迫害的角度考虑它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农民起义军中的宗教属性与宗教诉求等一系列问题。其实，可以说农民运动与分裂教派的活动是互为表里、遥相呼应的，只有把它们放在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社会背景下，才能够全面理解分裂运动与农民战争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西欧思想史有大量论著关注到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斗争影响到西欧的历史进程，却鲜有人把眼光投注到东正教与旧教之间的较量上。

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什么会在当今俄罗斯引起那么巨大的反应，成为思想界人士的必读之物，因为它建立了一整套从深层思想史的角度来解答俄国制度演进大幅度摆动的“秋千现象”的“破译”模式。

尤其是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反复强调，“只懂得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不了俄国共产主义根源的”，“要了解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弄清俄国革命的性质，就要搞清楚在俄国被称做‘知识分子’的特殊人物”和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

在农民看来，贵族和官吏是人民和沙皇之间的障碍，但从不否认王朝的合法性。时至今日，“沙皇”仍是一充满敬意和褒奖的称谓。这里面就必须要解释，国家既然盘剥农奴，农奴却对沙皇信任的原因。

沙皇总是扮演“人民之父”的形象，俄国农民对高高在上的权威充满虔敬和浪漫的信任，关于这一点也体现在农民反抗的形式上。中俄传统时代都有大型的“农民战争”，而西方无法与之相比。在西欧，农民与领主发生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调解，就会要求国王出面调解，英、法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不过是向国王的“武装请愿”或宗教战争。 而中国的农民战争大多是超大型的反官府运动，在农民心目中朝廷与地方官吏没有明显的界限，不反则已，一反就要以改朝换代为目标。

很早我就注意到俄国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奇怪之处，于是我自己总结了俄国史中的几大怪： 第一怪，农奴身份很难猜； 第二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 第三怪，地主、军人分不开； 第四怪，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 第五怪，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 第六怪，多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 第七怪，总是有人喜欢向后看； 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 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 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

然而，星移斗转，30多年后索尔仁尼琴衣锦荣归时，他当年的预言几乎都与现实相反：西方并没有“崩溃”，而苏联倒是“崩溃”了。中国倒是“崛起”很快，但并不是像他当年想象的那样在“文革”式意识形态氛围下，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与向世界（首先当然是向西方）开放的背景下。这种“崛起”也并未导致索尔仁尼琴当年预言的中苏战争，相反，倒是“剧变”先消除了中俄对峙，然后在普京时代随着俄西冲突的重现，中俄反而渐行渐近。苏联崩溃后的俄国转向民主宪政，并非像他所说的“二月民主”那样仅能维持8个月，而是至今已延续了近20年。当然，其中的确充满艰难坎坷，而且如今还出现了所谓的“普京倒退”，但却不是退向他当年设想的“彼得大帝以前的贵族传统”，而恰恰是更像彼得大帝以后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下来的一些“西方民主”成分（如多党制）。倒是“贵族传统”在索尔仁尼琴指责的叶利钦时代有所萌芽，但普京时代却被“总统全权代表”、“联邦区”之类的中央官僚制完全淹没。

而在美国，他的这一套理论虽然曲高和寡，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主流思想界都很少有人支持，然而他声誉既高，创作也很顺利。这当然主要是由于自由民主国家本来就是价值多元，而且美国人也不需要俄国人向他们宣传“自由主义”，他们更想听“新鲜”的东西（包括别国已经是古董而他们听来很新鲜的东西）。

第三，取消列宁式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把苏联体制仅仅归咎于斯大林）全面专政，但是索尔仁尼琴并不要求民主。他从1917年“二月民主”只存在了8个月出发，认为民主“也许”不适合于俄罗斯，俄国人也没有这种要求。他说俄国“也许”只能实行专制制度，但应该是“爱”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专制，是“道德”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专制。他并不一概拒绝民主，但他也并不欣赏“西方民主”，他认为应该从“罗斯宗教会议、诺夫哥罗德谓彻、哥萨克人选举和农村公社集会”中继承俄国式的“民主传统”。

只不过他所讲的“西方文明”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了《致苏联领导人的信》，据说正是这封信导致苏联当局最终决定驱逐他。但是，这封信在当时苏联异见人士群体——从萨哈罗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到麦德维杰夫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同样引起了强烈批评。

但是，当今天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所谓“反西方”倾向津津乐道时，应该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西方”实际上比许多“亲西方”人士更难以容忍当时的苏联体制。他对美国精英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类似美国左派，毋宁说更类似于麦卡锡对美国精英的指责。

再往前追溯，极右种族主义在美国也是一种民粹现象，从独立前因统治者阻止“人民”进攻印第安人而激发的所谓“培根起义”，直到后来的三K党和20世纪初迫害华工的风潮，都是“穷白人”的运动，而资本家倒是对廉价华工持欢迎态度的。

众所周知，美国历来是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有市场。著名的麦卡锡主义，曾被我们这边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其实，稍为了解当年事态就不难发现：麦卡锡议员的社会基础并非资本家，而恰恰是美国下层。在某种意义上麦卡锡主义运动犹如美国版的“义和团”（当然远没有我们的义和团那样极端和得势），其特点是煽动下层民众大抓精英层中“出卖美国”的疑似“亲共”分子。与共产国家做生意的资本家、与苏联集团国家有外交往来的政客，乃至卓别林那样的文化人，都在“美国人民”的压力下惶恐不安，而美国的工会倒不仅没有感到压力，反而在麦卡锡运动中推波助澜。美国的工会比商会更反共应该是关于美国的一个常识。

但领教过古拉格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认为这两者真的就一样。相反，他在很长时期内激烈批判西方的一点就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在极权制度面前永远是软弱的，它天然的绥靖倾向使其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甚至会助长乃至可能臣服于极权主义。而这才是最可悲、最糟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