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对象不再落到树干或是树枝上,而是落在树木的叶子上。在后现代主义的史观中,目标不再是整合、综合和整体,那些历史碎片反倒是关注的中心。……要是我们还想要坚持本质主义,我们可以说,本质并不位于历史之树的树枝或是树干而是位于叶子之上。

以这种叶子与树木的隐喻,安克斯密特强调了后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叶子的特点是,它们与树的联系只是松散的,当秋天或冬天来临之时,它们便被风刮走了。后现代史学的工作,就是收集被风刮走的叶子,对它们进行独立的研究而不必措意它们的来源。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将叶子放回到历史之树,诸如欧洲中心论之类的宏大叙事便可能乘虚而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史学家看好史学研究中的微观分析和叙事方式,因为它们为抵制宏大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在这场争论中,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技术性的”层面,而在于两人在诠释史料中采取的不同方法:一方求助于实证主义的史学传统,强调史料本身的“透明度”,寻求在史料解读中的唯一性;另一方则强调史料本身的暖昧性和史料解读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容许根据史料中的线索进行必不可少而合情合理的推断。

对传统史学研究法与人类学参与观察法之间的距离,戴维斯有着清醒的认识:前者处理的主题时间跨度大,处理素材的区域跨度也大;后者则是对小社区集中时段的近距离观察。

《银屏上的奴隶》
在这部小册子中,作者通过分析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斯巴达克斯》( Spartacus,1960)、吉罗·庞泰科沃( Gillo pontecorvo)的《烈焰灼伤》(Burn!,1969)、托马斯·古铁雷斯·阿里( Tomas gutierrez alea)的《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1976)、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断锁怒潮( Amistad,1997)与乔纳森·戴米( Jonathan demme)的《真爱》(Be
loved,1998)等五部片子,讨论了历史剧如何处理历史的问题。

《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其讲述者》
她讨论的出发点,是赦免书这种文献本身:它们是在
何种情形下被制造出来?它们是谁制造的?具体来说,赦免书与16世纪法国的司法程序有何关系?它们是由谁编撰出来的?赦免书中的叙事方式与叙事技巧有何特点?这些方式和技巧,与16世纪法国人的叙述能力与风格,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有何关联?它们是如何影响司法审判的?在近代早期,赦免书经历了哪些变化?这样一来,传统史学借以建构历史过程的“透明的”媒介——“史料”,本身成为历史学家考察的焦点
海登·怀特 “形式的内容” “情节设置”

莫斯对礼物发展的认识有两个面向:一方面,他认为,随着时代变化,礼物交换的范围逐渐收缩;另方面,他又坚持说,物交换是社会生活一个永恒的组成部分。在莫斯的影响下,不少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从进化的角度,讨论了礼物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消长关系,认为在市场经济扩张的影响下,礼物交换将逐渐但不可逆转地退出历史舞台。
在《16世纪法国的礼物》中,戴维斯根据信件、账本、日记等资料,考察了了16世纪法国后社会中礼物的精神,礼物实践与公众时间的关系,礼物实践在不同区社会场景中的意义,礼物与商品的关系,送错礼物的情形,礼物与令政治体制、不同宗教仪式的关系等问题,对礼物在16世纪法国的、地位、意义和用途进行了深入分析,用戴维斯自身的话来说,此书是“16世纪法国礼物的民族志”,也是对所谓“礼物模式”(gift
mode)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戴维斯认为,尽管礼物和交换系统在16世纪发生了变化,统一的进化道路并不存在,礼物交换一如既往地与买卖模式和强制模式并存。因此,礼物交换在历史上变化的主要轨迹,不是礼物系统如何被市场系统所取代,而是礼物因素在新的历史情境下持续存在的同时,拥有了新的关系与后果。

她将问题的焦点从对改宗教派、教义的讨论,转向对新教徒的社会、职业构成的分析。她发现,这些新教徒来自里昂社会的各个阶层,经济上的敌人在此成为宗教上的盟友,但从职业构成看,新教徒主要来自新兴职业,来自技术要求较高和识字率要求较高的职业。因此,她认为,宗教改革不是围绕“经济阶级”,而是围绕“情感-精神阶级”( emotional- spiritual class)组织起来的。